救助背后的无奈与困惑

　　特别提示

　　1月18日上午，西安市救助站站长党文善早早带着几位工作人员在钟楼盘道集中，他们打算救助闹市区的行乞者，让他们不再受严寒之苦，但党文善的希望却落空了：很少有行乞者理这个茬。救助人员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在救助和拒绝救助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一段距离？

　　“拒救”的行乞者

　　党文善代表救助站向一名残疾行乞者保证，要送他到社会福利院去，解决他的生活问题，劝他不要再行乞了。但这名自称来自陕南的残疾行乞者态度坚决地拒绝了党文善的建议。众多围观群众目睹这一幕后也议论纷纷。这名残疾行乞者自称已在本市行乞二十多年。

　　北大街青年路口一名带着两名小孩行乞的年轻妇女一见救助人员，立即站起来转身就走。救助人员赶上去向她说明来意，但她头也不回就走远了。一路上记者注意到，有相当多的行乞者一看见市救助站的车就跑，实际上还没等救助人员下车，这些人就已经没了踪影，尽管救助人员的劝说毫无强制性。

　　有一个疑问始终在记者脑海徘徊：他们为什么拒绝接受救助？带着这个疑问，记者对本市众多市民以及七八名行乞者进行了调查。一位在青年路居住的老人告诉记者一件事，有的行乞者在远郊一些地方租房住，他们每天的行乞如同上班一样，他们也有自己工作范围的分工，比如某块地方是“某个人的”，他会因为争夺“领地”而与其他行乞者发生纠纷或打斗。

　　对于这位老人的说法，记者向市救助站的几位工作人员求证。据他们说，这类事情救助人员也不止一次听说过，因为有的行乞者打算离开西安另去别的地方时，也会说一些他们圈子里的事情，包括租房住、定时来某一个地方行乞以及争夺地盘。

　　几天后，记者在丰庆路上与一名带孩子扒车窗行乞的中年妇女达成协议，给她些钱，让她讲述自己的事情，并带记者到她住的地方看看。据她所说，自己姓王，是甘肃人，今年49岁。外出行乞的原因一是家里穷，二是村里不少人农闲时都干这个事，三是她已经习惯于这种生活，除非家里来人叫她回去。记者很纳闷她怎么和家人联系，她回答说，干这事的人大都认得，一问就能问出来。

　　这名妇女带着两个孩子，一个8岁多，一个9岁。她说其中一个是另外一个妇女的，有时她们之间互相借孩子，因为这种事情主要还靠孩子要钱，当然相互之间是要分钱的。至于一天能要到多少钱，她说这没有个定数，有时多有时少，当然具体的钱数不能告诉别人，不然这“生意”就没法做了，会有人来“搅摊子”。记者问她一天能要20元钱吗？她笑而不答。又问她要是耽误她的“生意”又该给多少钱呢，她想想说，你就少给点，给个50元吧。据说，她和两个孩子每天也定时去外面吃饭，到小摊上买点面条、馒头之类的食物，有时遇到好心人了，才去买点肉食。

　　她和另外一名妇女在南郊电视塔一带租房住。在这里没有人知道她是行乞的，大都以为她在一个工地给人做饭。她们都遵守一个“规则”：住南在北要，住北在南要。这名妇女坚决拒绝照相，无论出什么样的条件。问及接受救助的事情，她说干这事的不会去那里，去了那里要登记，而登记了就可能有麻烦，以后就难干这个事情了，对这一点，干这事的都清楚，就算要回家也自己去买票，因为要的钱再少也够买票回家的。记者提出可以帮她找个工作，让她真的去一家工地做饭，她回答说不必了，因为工钱也不是好要的，再说自己习惯了现在干的事情，太劳累了也觉得不值。

　　据了解，本市闹市区的行乞者数量明显增多是近两年才出现的事情，从救助人员掌握的情况看，行乞者中绝大多数来自外地，其中有患精神类疾病的，有痴呆或身体残疾的，也有被家人遗弃的病人，其成分很复杂，有些纯粹靠好心人的同情骗钱。救助站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救助站受城市行乞者冷落的现象由来已久，现在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该不该对这部分人加强管理？如果要管，谁来管？怎么管？希望全社会对此予以关注，因为到目前为止，这类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救助站职责范围和能力范围。

　　城灯的盗窃者

　　在西安环城公园南段管理所，曾经出现了照城灯屡屡被窃的事情。环城公园的数十工作人员被迫通宵轮班守候城灯，最后他们抓获盗城灯的人———两名流浪儿。

　　记者曾和南段管理所的杨所长一起与两名流浪儿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交谈，两名孩子一个10岁、一个14岁。他们自称已在西安街头流浪多年，其中一个孩子告诉记者，他坚决不去救助站，就是被送去了也要跑。而另一个孩子说，他就曾经从里面跑过。至于为什么，他们说，自己家里还有人，要是被送回去了还是得出来“混”。两个孩子给西安的市政设施造成了上千元的破坏，他们敲碎灯罩，只为了获取其中的金属，好拿去卖废铁。

　　两个孩子在西安的生活已经变得很简单，每天晚上出去找些可以偷的东西，凌晨时卖给收破烂的。得到钱一部分去买好吃的东西，另一部分去买些衣服。他们说偶然也去行乞，但是这种事也不好做，会有人撵他们，不仅城管人员，原来在那里行乞的大人也会这么做。两个孩子后来被送交公安机关处理。

　　在西安街头有时可以看到这样的孩子，破破烂烂的衣服，手里拿着一瓶没打开的果汁饮料，相互之间诉说着哪里会有东西，哪里的“点”好些。据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说，对这一类孩子进行救助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孩子的心灵已经被扭曲，如何教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类孩子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帮助，对于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个悲剧，因为他或她迟早会成为一个犯罪分子。

　　救助站欲“救”不能

　　2004年8月初，一名自称叫张二敏的外地女子频繁在本市各大媒体上露面。8月14日凌晨，当两辆警车载着3位民警、3家媒体的5名记者从市救助站返回时，所有人都在反思。

　　后来警方证实，这名自称叫张二敏的女子确系曾被各媒体报道的“被卖聋哑女孩”。但她不仅不是聋哑人，还被人指责以自己的“悲惨遭遇”行骗。正是她让警方、媒体、群众、救助站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困惑。

　　8月13日这一天，张二敏数次赤裸全身出现在闹市区。当天下午2点，她先是赤裸全身欲跳长安路上一天桥，被警方带离现场后又于当晚10时在南大街上裸卧，向过往行人叙说自己“被卖三次”的“不幸遭遇”。警方、群众及媒体无法袖手旁观，只得再次劝阻、劝说。当她同意去救助站后，民警用车将她送到救助站门外，5名记者陪她去救助站。

　　尽管知道她的事情，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还是愿意帮助她，但她拒绝说出家庭住址。当晚留宿一夜后，她又一次出现在西安闹市区，用同样的方式让过往行人大吃一惊。

　　多位处理过此事的民警表示，这样的事情让警方束手无策，因为目前只能对她进行劝阻。而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说，张二敏这样的人其实无法救助，因为她们根本就不想回家。据说，此类来救助站“求助”的人远非少数，这一类人的“求助”，在某种意义上是为取得一种托辞，如张二敏即对记者说，她去了救助站三次，但没人管她。这样的说法连记者也颇感惊讶，因为她明明知道记者是这一切的目击者，但是她仍然能声泪俱下地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这名女子在西安的天气转冷之后，突然消失了。无人知其去向何处。社会给予这名女子的救助成本是很大的，仅公安机关动用的警车次数就多达十余次，也许这时候正有人急需警方援助，也许这时候正有人面临生命危险，但是……

　　救助站的“救助软肋”

　　根据西安市救助站的统计，从2003年8月1日到2004年底，市救助站共接待求助人员数千人，其中属于按规定需要救助的人员仅占三成。有些人明显在钻国家的空子，而救助站按规定又无法落实其身份，给救助站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前来求助的人中甚至有人提出要喝啤酒、吃烤肉，最后迫使救助站强行终止救助。救助站负责人对记者坦言，由此造成财力浪费的现象相当突出，但克服这种现象却并非救助站力所能及，需要制定更完善、更具操作性的地方性政策法规。

　　在市救助站接受救助的人员中，流浪儿童约占12％。这些孩子大半是父母离异或单亲家庭的孩子，还有一些是厌学、逃学者以及被家庭遗弃的残疾儿童。据了解，救助站进行救助的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但是流浪儿童在救助站滞留的时间100％超过10天，其中滞留时间最长的已达一年多。

　　救助站负责人很无奈地说，对于这些流浪儿童，救助站根本联系不到其家人。根据规定，未成年人强行要求离站，需经救助站同意，可是救助站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敢让这些孩子离开呢？因为出了事救助站负不起这个责任。于是，便出现了流浪儿童常住救助站的怪事，而相关的费用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此外，按规定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危重病人、精神病人却常常被送到救助站。如果被拒绝，送人者便将病人遗弃在救助站大门口。去年，救助站工作人员曾在门口发现一被遗弃的病人，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救助站只好先将病人送医院救治，但病人因病情严重于半月后死亡。据悉，这样的事情已有几十例，救助站也被折腾得焦头烂额。包括法律、公安等方面的人士均认为，对此需要制定相关法规，否则，政策空白造就的“救助软肋”很难消除。

　　据了解，除了这些特殊情况带来的额外开支以外，救助站全年拨款不足也相当明显。目前各地的救助经费由各级财政拨款，但各地财政能力的差异也必然影响救助的质量。记者肖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