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的"官场生活"与"人性"

　　◎夏榆

　　怀揣着“学而优则仕”的梦想，王跃文一步一步走上仕途，从一个乡村教师成为一个谙熟官场的小科长，一个敬业勤勉的“机关秀才”。其时，在王跃文的身上，具备了一个政府机关小公务员的全部特征：诚惶诚恐，兢兢业业。使王跃文的仕途发生改变的是1999年他的长篇小说《国画》的出版。这部被称为开创了“反腐小说”先河的作品，因为逼真地描写了“官场”的某种现实情状，成为鲁迅先生命名的那种“谴责小说”，也成为当时最热销也最具争议的小说。《国画》一出，洛阳纸贵，仅盗版就不下10个版本，印数在200万册以上。也因为《国画》的行销，社会上有些人开始和《国画》里的角色对号入座。王跃文被批评“小说可能过于渲染了官员腐败，夸大了官场黑暗”。《国画》出版以后，王跃文从文坛消失。开始是云游，在昆明、建水、大理、丽江漫走，云游之途念念不忘洗心革面，超度新我。云游之后，他关闭手机，在南方某市的一个偏僻角落，租一间三楼的民居埋头写小说。

　　记者：你因为小说而得罪了很多人吗？你怎么化解那些压力，怎么面对那种处境？

　　王跃文：作为一个读者，他有权利从书中读出任何含义，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等等。如果他不愉快，也许是因为他从作品中，看到了某些一直有意不想让自己看到的东西。作品一旦发表，就不再属于作者。晚清时曾有一位少女，因为读了《红楼梦》，口里呼唤着宝玉的名字而死。你能因此追究曹雪芹的责任吗？或者可以打一个这样的比方：谁在镜子中看到了使他不愉快的影像，他不能怪罪于镜子而把镜子打碎。镜子碎了，他的嘴脸也不可能好起来。相反，他拿碎镜子去照，那嘴脸更可怖。说到压力，也是有的。但压力只是人的感受，你不把它当回事，就没有压力了。所谓得罪人，我也说不清楚。不会有人公开地说我的小说影射了他。也许有不少人看了我的小说不高兴，那只能是两种人，不开明的和不正派的。

　　记者：你后来在“官场”的出局跟你的“官场”小说有关吗？

　　王跃文：应该说有关系。个中细节，往后再说吧。

　　记者：你可能不愿意接受“官场作家”这个指称，但实际上你的读者对你的阅读就是因为你表现了“官场生活”，你最初的被关注和你现在在图书市场的走红都和“官场作家”这个指称有关。你不喜欢“官场作家”这个说法，有别的原因吗？

　　王跃文：我的确不承认我是什么“官场作家”。我说过，读者如此关注官场，很大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民族特有的“官本位”文化，民间对“官”即权力的崇拜与窥视。用写作题材给作家贴标签，本来就是件很无聊的事。托尔斯泰既写过《战争与和平》，又写过《安娜·卡列尼娜》，那么他是军事小说家，还是爱情小说家呢？《红楼梦》中写得最多的是少男少女的故事，按时下的聪明划分，曹雪芹应该是青春文学作家？

　　记者：当年你在政府供职让你获得一种独特视角，长久的官场浸润让你更容易看清楚“官场”的形态和权力的核心吗？

　　王跃文：我只能说我曾经熟悉这种生活。身在其中，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超然于外，也许这就是你说的独特视角吧。我的个性的确同官场有些格格不入，很多别人看成司空见惯的事，我看来实在荒唐。有回，我不慎打破了开水瓶，管后勤的同事便买了个新的给我。这本是件小事，可是到了领导那里，问题就来了。因为原先配的开水瓶是多年之前出产的，陈旧而且样式老气。如今我的新开水瓶，倒显得比领导的还高级了。这还了得？管后勤的同事被领导说了一顿。诸如此类的无聊小事，时刻都在官场发生。

　　记者：有一种对所谓“反腐小说”或“官场小说”的批评，就是说它的简单化和概念化，我也看到有评论家对你的小说的批评，你接受这种批评吗？

　　王跃文：我觉得我的小说之所以引起读者的共鸣，就是因为它写出了人性在官场中的复杂，读者“于我心有戚戚焉”。我不打算理会有些批评家的高见，因为我看过有些批评家的大作，发现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读我的小说，却在那里指手画脚。没有读人家的作品而写出那么洋洋洒洒的批评文章，真是辛苦他们了。

　　王跃文：出生于1962年10月，湖南溆浦人。1984年大学毕业后即进入政府机关工作。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作品有长篇小说《国画》、《亡魂鸟》等，短篇小说集《官场春秋》、《没这回事》等。他的长篇小说《国画》曾引起社会轰动。最新出版长篇小说《龙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