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严重关注农民工生存状态时候了

　　网友：邵道生

　　当中国的经济大踏步向前飞速发展的时候，广大“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却处在一种非常值得人们忧虑的状态。1月18日《南方日报》发表了广东省总工会的关于“广东省进城务工人员劳动经济权益维护”的调查结果，表明“外来工生存状况仍不乐观：他们长期收入低下，被拖欠工资现象突出；由于社会保险制度存有缺陷，他们缺乏参保热情；劳动合同中存在相当多的‘霸王条款’等问题值得关注。”

　　应该说，中国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们在热情讴歌“农民工”在中国现代经济中的巨大作用时，的确是不遗余力的，然而，当面对他们长期的、几乎是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恶劣的生存状态时，却一个个都“集体失语”了，他们所关心的、他们向社会强烈呼吁的，仍然只有一个：那就是“善待企业家”。

　　那么，“农民工”究竟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呢？

　　从总体上说“农民工”是文化低，收入少，竞争能力低，发展困难，不仅工作难找，即使有工作亦是去干又粗又笨需要花大力气的体力活，所从事的都是城里人所不愿从事的工作。工作条件恶劣，没有保险基金，没有节假日，长期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基本劳动保护得不到应有的保证。不少地区的企业家将那些污染严重的工种让“农民工”去干；“农民工”虽有宪法上规定的合法公民政治权利，亦缺乏保障，没有“话语权”，在权力机构内没有“代言人”，长期遭受社会排斥，处处受歧视；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或严重侵害时，一些地方“有权人”不仅不为他们说话，对他们合理的诉求不理不睬，有的甚至一屁股坐到“有钱人”的怀里，帮着“有钱人”去欺压他们……

　　所以，当今的“农民工”成为中国社会“最容易受伤害的群体”。

　　所以，陆学艺先生将“农民工”列为社会十大阶层的“底层”：他们是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也许有人会问，“农民工”为什么要自己跑进城来“自讨苦吃”？道理简单得“剩下”二条：一是广大农村亦是人多地少，自己生活的农村比城市还要苦；二是现代化的进程使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出现了疯狂的“农村圈地运动”，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成了“三无农民”，在农村中生存不下去了，也就只能到城市中来了。

　　也许有人会问，是谁让“农民工”受这么大的苦？道理简单得只“剩下”一条：即，是那些被“主流经济学家”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要“善待”的“企业家”，他们为了“资本”的“最大的原始积累”就“必须”这样去利用这“天赐良机”，他们为了“最大的原始利润”就“必须”这样“心狠手辣”……的确是这样，在农村有1.5亿剩余劳动力其中有近1亿农民涌向了城市，如今的“农民工”的确是多得“海”了，已经达到上亿人的规模，“供”大于“求”，实在是“价廉物美”啊，哪怕这种“最大的原始积累”、“最大的原始利润”带有“一点血腥味”，亦是“可以不顾一切”的了。

　　所以，一些发达地区的“发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长期处于这种“弱势地位”“农民工”的“无私贡献”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一些“企业家”暴富的速度是与这种带有“一点血腥味”的“最大的原始积累”、“最大的原始利润”联系在一起的。

　　应该说，上述的两个“所以……”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特性所不能容忍的，但是，对一些地方的领导来说他们所热衷的是“GDP万岁”，他们所信仰的是“政绩万岁”，因而“不由自主”地将“亲民”变成了“亲富”。而且，当一些人在大声地为广大农民工呐喊时，这些地方的领导者马上发出了当今时代的“最强音”：“决不允许否定改革开放的成绩！”，“决不允许抹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于是，长久以来“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农民工”将持久地待在“弱势群体”之中。

　　于是，为“农民工”要讨打工的血汗钱，居然要温家宝总理出面，而且还居然能形得成一个“全国性的要讨声势”，这简直就是一种“黑色幽默”。的确是这样，一些地方领导人对“农民工”问题达到了“绝对冷漠”的程度了。

　　于是，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居然还出现了“民工荒”这样的一个“伪问题”。的确是这样，我们的“企业家”对“农民工”实在“太过分”了，作为一种无声的反抗，“农民工”不来打工总是可以的吧！

　　于是，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还时不时地出现“农民工闹事”的“群体性事件”。据调查，在一些地区因为拖欠工资等劳资纠纷，工人集体罢工和游行上访的事件每年都有几十起。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要讨自己应得的工资，而一些地方领导“为了维护地方稳定”，居然还将板子打到“农民工”的身上……

　　这类现象，当然不是“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之使然。

　　这类现象，当然不是“胡温新政”一再强调的“亲民政策”之使然。

　　这类现象，当然不是“主流经济学家”只用一句“这是中国奔向现代化必须付出的必然代价”所能打发得了的。

　　这类现象，若是听任它发展，必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事实上城市中“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态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农民工”对社会的一种“无声的反抗”（这决不是说“农民工犯罪”是合理的、应该的）。

　　所以，现在的确是到了严重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时候了。

　　关键在哪儿？我想，中央对“农民工”的大政方针已定，关键还是在“地方领导人”，只要他们不将它当作个问题来抓，不努力解决，不是“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还是在热衷于“GDP万岁”、“政绩万岁”，甚至以“地方保护主义”来歧视“农民工”，那么，“农民工”问题将一万年地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