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声音

　　人大代表没有“大”“小”之分

　　“我是最小最小的农民代表，今天能当面向省委书记提建议很高兴，这几乎是我一辈子都不敢想的……”这番话，是云南省人大代表王和仙说的。1月18日，在该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前夕，22名基层人大代表应邀来到省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向省委书记和常务副省长等省领导反映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呼声。(1月19日《中国青年报》)

　　人大代表也有大小之分吗？没有，绝对没有。不管你是县长、市长、省长、部长，还是工人、农民、卖菜的、理发的，只要当选为人大代表，到了人代会上，或者在人大组织的各项活动上，就都有一样的发言权、一样的质询权、一样的提案权和一样的选举权。如果谁说“我是最小最小的代表”，那本身就是对自身权力的轻视。而谁要以“最大最大”的代表自居，就更是对公众权力的蔑视。所有基层的人大代表，得丢掉这种“最小”意识。人民选你当代表，就赋予了你权力，给予了你信任。如果一上会议就说自己“最小最小”，一见领导就受宠若惊，那就辜负了全体选民的期望。《燕赵都市报》

　　自杀的为何多是民营企业家

　　近来，先后读到山西运城鑫龙稀土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恩龙和陕西金花集团副总裁徐凯两位民营企业家自杀的消息。心头有一种特殊的沉重：为什么自杀的都是些民营企业家？从有关报道看，两位民营企业家自杀，都与企业经营有关，而且都与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有关，最后选择了自杀。

　　笔者从他们的自杀中看出的不是逃避，恰恰是负责。当然，其中更多的还是无奈。然而，那些面对巨额亏损的国企老总，比如“中航油”的陈久霖呢？他在面对国有上市公司5．54亿美元巨亏局面、资不抵债时，是一种什么态度？是“纵有千千罪，我心坦然对。竭忠为大众，失误当自悔”。他为什么面对巨额损失时仍然可以坦然？因为他不同于赵恩龙、徐凯们，他不需要为自己的经营失误承担很大实质性的责任。由于我们对“国企败家子”们的监管显得那样无力，陈久霖们当然可以坦然以对，不必像民营企业家那样走极端了。《中国青年报》

　　冒险精神不能超越公民责任

　　日前在伊拉克被挟持的8名中国公民已获释，这个消息让国内同胞紧悬的心得以稍稍放下。在我们为同胞的安全获释感到欣慰和庆幸之余，也有着一丝忧虑。

　　去年曾亲历伊拉克巨变的陈思先生日前称，他曾与这几名被绑架的同胞结识。这些同胞的态度表现出一定的冒险精神：“如果还不是死的时候，那在哪儿也死不了；否则的话，你就是呆在家里也会出事”。但是，一个人的生死并没有那么轻描淡写。从大的方面来看，作为国家公民，一个人对于国家负有着一定使命；从小的方面讲，对家庭和亲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应该具备使命意识和公民观念。特别是当个人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之时，就不能再将个人的死简单地列为“个人问题”。

　　从现代意义上说，成熟而理性的公民，并不是没有冒险精神，而是他将个人冒险行为与国家利益分隔开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危机的不断深化，8个人质的生死问题已经演变成为国际事件，成为关乎国家在伊拉克外交成败的一件大事。个人因其冒险的求财动机变为人质事件，成为牵动整个国人的神经、牵动国家外交行为的重大事件，这一教训以后无疑应该汲取。《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