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者说
做广州人文一些专题的时候，我尚蜗居于东山区的一隅。遇上材料充沛、采访充实却难以下笔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必须到东山口去走一走。署前路、龟岗路、庙前西街、烟墩路，于是很快成为我熟悉的所在：路或街的外边这头是花花世界，商业的文明正以聒噪的形式彰显；越往深处，就越幽静，路或街的纵深位移让人联想到旧有的时光。花砖齐整，我知道那是现代人对老城的呵护；碰上青石墁地的一段，人就有些雅兴，心里暗自得意：陈树人当年就住在署前路，他一定也在这一段青石地上来来往往吧！
有了感觉，敲起键盘来轻快自如。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手上的文字资料偶尔会缺少细节，个案之间的关联有时候也并不明朗，而老街上的徘徊恰好能够弥补材料的不足。
追求现场感，寻求契合点，是我在写作广州人文时孜孜以求之的。不能依靠故纸堆里的材料，它们太刻板、太寥落，有些甚至太虚假。所以必须深入到现场，在追寻旧迹的过程里去感同身受；尽可能地找到亲属，还原一些因为某些主观原因被遮蔽的历史的真实；还必须请教方家，听听他们的独到意见。在我看来，广州人文要做的是发现一个人，表现一个人，甚至按历史的真实重新塑造一个人。
当然，世事变迁，广州的风流人物正在很多广州人的记忆里淡漠。在荔湾湖公园的“海山仙馆”，打牌的老者中间，很多是不知道盐商潘仕成的；在麓湖公园的星海园，因为鲜有游客，我们只能选择摆拍。“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记得写冼星海的时候，这种莫名的伤感格外强烈。不过，专题出街后效果不错。东山区一个从事美容业经营的老板给我打电话，说他很熟悉冼星海，但看了我们的报道后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那一刻，我也很感动。时空流转是命中注定的，但愿风流不被雨打风吹去，于是也注定要成为我做这个专题时浓得化不开的情愫。
本报记者 蒯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