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中央电视台的旅游卫视频道看到崔健音乐会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转播，有些意外。这大概是崔健第一次如此规模在电视上亮相。也许，会有许多人并不怎么留意，但它的意义，在宏大叙事的晚会歌曲充斥电视台的今天，不同寻常。
20年前，当崔健第一次从胸腔中迸发出悠悠一曲《一无所有》的时候，确实如一道醒目的闪电，哪怕后来他再也不唱什么歌，也奠定了他无可争议的地位。在我看来，他当时的地位起码是和星星画展、朦胧派诗，以及刘心武《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派小说等量其观的。他唱出了一个时代的声音，是那个几乎将我们民族葬送在濒临崩溃边缘的时代，让我们从物质到精神都一无所有；是那个百废待兴的新时代，让我们和着崔健的节拍一起在心里吟唱：“我总是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我要抓住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我相信，绝不是我一个人，拥有着在20多年前的春风秋月中突然听到这首歌时荡漾在心中清澈的共鸣。
音乐史在评价列侬和甲壳虫这样的摇滚音乐时说它们使人们的脑子重新组装。崔健的音乐，一开始就有着这样强悍的力量。仅一首《一无所有》便概括那个时代一代人的精神特征，以叛逆的精神和先锋的姿态唱出了我们心中渴望的共有。
崔健的意义，可贵在于他2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这种精神和姿态。在一个始乱终弃为时髦和价值取向的流行中，在大多歌星永远只会唱着别人的歌的歌坛上，崔健的音乐坚持20多年的固守，是一种品德良知更是艺术的操守。崔健的意义，我以为首先在于他对时代出乎一种本能的敏感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迄今无人可以比拟和匹敌。在他的早期音乐中除了《一无所有》的概括：“我的病就是没感觉”；“我要人人都看到我，却不知道我是谁”；“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一直到这些年他所唱的“钱要是挣够了事情自然就会办了，不知不觉挣钱挣晕了把什么都忘了”；“快乐的标准降低，杂念开始出现，忘记了灵魂的存在，生活如此鲜艳”……无一不打上崔健音乐品格的印记，体现崔健对从政治社会到经济社会过渡时期细至末梢又深入骨髓的触动，一下子就捅到时代和我们生活的腰眼上，和他一直痛恨的败坏人胃口的“酸歌蜜曲”拉开无法逾越的距离。
曾经有人批评崔健，说他旋律差了，说他节奏乱了，说他廉颇老矣、激情不再，说他最好的歌还是《一无所有》那些早期的作品。这些都是对崔健的误解。也许，我们根本缺乏对摇滚乐的理解，“因为你本身是蹲着的，但摇滚乐已经站起来了，尽管摇摇晃晃，它已经站起来，试图站起来，你只能蹲在角落里看着跟你平行的缺点”。这是崔健自己曾经讲的话，是对那些对自己误解乃至批评者毫不留情的回击。他说得很准确形象，一如他的歌。崔健和他的音乐都是时代之子。在电视中看到那么多的观众站着，和着他音乐的节拍，和他一起吟唱，那火爆热烈的情景，让我想起有一年在北京一个叫做“火山”的酒吧里，也是那么多人站着，听他一口气演唱了十几支曲子。在唱那支熟悉的《花房姑娘》，唱到“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老路上，只是我再也离不开你，哦———”的时候，本来应该唱“哦———姑娘！”他指着周围这些可爱的大学生临时改为：“哦———学生！”当他反复再唱到“只是我再也离不开你，哦———”时，学生们一起高唱：“崔健！”那情景真是和今天一样，让人感动而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