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左右，四川省检察院对李达昌采取了刑事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李达昌涉嫌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是：1997年1月左右，财政部拨了1亿元的专款给中国进出口银行，李达昌利用手中职权，多次批准挪用，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1996年，李达昌开始担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在他的一再要求下，2003年他从副省长位置上退下，回到西南财大当上了经济学院和财政税务学院的博士生导师。
李达昌从政19年“到点”卸任，回母校教书，当时有人大做“辞官从教”文章，为他脸面烫金。现在看，当时的“辞官从教”说不定就是为了掩人耳目。从一些腐败大案看，许多高官落马并不在其任上，或者犯罪时不在现任期内，往往是有牵连的人案发了，才“拔出萝卜带出泥”。案发之前，则俨然清官模样。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人来到世上的时候，既不性善，也不性恶，他在后来的社会生活中受到真善美和假恶丑等各方面的影响，这就造成了人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很多学者在自己没当官时，对贪官恨得咬牙切齿，只是“吃不着葡萄就说酸”而已，等真正自己当官后，可能比别人更贪。知识不是德的标志，这种博士从政的官员往往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自作主张，是非颠倒。学者也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就是靠吃和排泄来维持的，有些学者有一个智慧的脑袋，就更会吃人更会贪财。这类事情古已有之，古时的贪官有学问的占多数。别以为学者就不爱钱，学者就自然高尚。学者型官僚一旦变坏，会比那些非学者型的官僚更坏。学者型高官李达昌的落马，对每个官员，不论是否学者型，都是一个响亮的警钟。学者当上高官，是我国当今政治清明的体现。需要注意的是，高素质学者可以培养发展为高素质官员，但他并不等于就是高素质官员。而且官员和学者的“行走”规范是很不一样的。因此，学者型官员要选、要用，但对学者型官员的培养、管理和监督，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是不是贪官，不在于其知识层次高低，而在于任人机制、监督机制，在于经济发展水平，在于社会法制道德发展水平。有德无才是庸人，有德有才是栋梁，有才无德是祸害，这种人，才越大祸害越大。
此外，李达昌一案，反映出社会信誉的缺失，也反映了任职期间责任审计的缺陷，同时反映出人事制度的缺陷。过去，人们心目中一致认为李达昌是个好官清官，这就说明知人知面要知心，对官员应该加大“探测”力度。应当看到，只要沾上“腐败”二字，无论学者型、才子流氓型，还是翻爬型，也无论高官、低官，无论张达昌、周达昌，只要贪污腐败，都会落马的。没有落马只是因为运气好些，暂时没有被抓到，如此而已。铲除贪污腐败，只能寄希望于健全的制度和法律。舍此之外，别无良法。
王若谷，杂文家。
《江南时报》 (2005年01月25日 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