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有话说

　　公安不能为私人看家护院

　　“民营企业家正成为人身安全受威胁的重点人群，希望公安机关建立一套关于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的备案制度，定期主动走访。”22日，在广东省政协九届三次会议的大会发言上，经济界代表委员、某公司总经理的上述发言，受到了不少与会委员的一致赞同。

　　民营企业家为何会有人身安全之忧？人们很容易想到的一点就是“仇富”心理，似乎有了钱必然会遭人算计，因此必须寻求保护。事实果真如此吗？

　　毫无疑问，一些富豪确实遭受了人身威胁，而且还有人遭遇不测，但由此推断出整个民营企业家群体都被人虎视眈眈，则显然有扩大化之嫌。我们也不难看出，由财富多寡导致的社会分层，正逐步演化成一条巨大的财富鸿沟，居于两侧的人群相互缺乏信任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这位委员的建议，只是避免事态恶化的一种方案。问题是，这种不信任是如何形成的？让公安重点保护富人是否有助于鸿沟的弥合？

　　我们知道，社会的变革使财富变得不再可怕，从而激发出人们巨大的追求财富的力量，很多人因此成了先富者。除了财富之外，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社会公正是人们更为根本的追求，若非如此，富翁们便很难回答未富阶层这样的诘问：你们凭什么先富起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些人的钱来得并不那么阳光，并由此牵累整个先富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仇富”更多地是仇不义之富，相互的不信任由此而来。

　　一个存在鸿沟的社会是无法稳定的，因此，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才显得如此地迫切。建立和谐社会，最根本的一点是让每个成员都能分享到社会进步。社会管理者创造更加公正的环境，一些先富者积极地回报社会，都是这方面的努力。但是，让公安单独保护先富者的建议，却是开错了药方。从目的性来看，这样的建议把所有未富阶层当成了嫌疑人；从实施效果来看，会让本为公共安全服务的警察变成为个人看家护院的保镖。这样的结果，无疑会进一步扩大本已存在的鸿沟，离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愈行愈远。（山东王东仁）

　　“人口准入制度”不合时宜

　　一场关于外来人口进京是否应该设立“门槛”的讨论，近日在“首都之窗”网站激烈进行，与网民直接交流的政协委员张惟英，她提出要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来控制北京人口规模，张惟英委员在回应网友们的反对意见时表示：“我提这个提案，不是就对某些人有利、某些人不利出发的，而是从是否有利于北京城市发展这个角度来提的。”（《北京青年报》1月24日）

　　实际上，外来人口进入北京的“门槛”，一直都存在，张惟英委员提出“人口准入制度”，大概是要抬高业已存在的“门槛”，以此控制北京人口的快速增长。在传统户籍制度逐渐松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纷纷降低外来人口进入“门槛”，并给予外来人口“市民待遇”的今天，这种抬高进京“门槛”的提议无异于与时代潮流唱反调，明显不合时宜．。

　　张惟英委员的理由无非是北京人口太多了，给城市就业、住房、交通、教育等等带来了巨大压力，“这样下去，谁都过不好”。而众所周知的是，市场经济需要人口流动，人口流动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抬高进京“门槛”构成了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是不公正的。

　　是否公正是决定制度存废首要的、最基本的“标尺”。建立“人口准入制度”，在短期内也许“有利于北京城市发展”，但是，如果每个城市都以是否有利于自身发展来设立制度，那全国将会是何种景象？为何只是站在是否“有利于北京城市发展”，而不是站在是否有利整个国家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维护公民权利的角度看问题呢？

　　外来人口不断增长，从短期看确实会给城市发展带来很多压力，但是压力也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动力，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来自不同地区、拥有不同劳动技能的人员在这里工作、学习、生活、消费，又将给城市增添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连张惟英委员也说，北京需要什么人、不需要什么人，应该由市场来决定，那些不为北京所需要的外来人口，自然会被市场“淘汰”—既然市场能够决定一个外地人是否适合居住在北京，又何须制定什么“人口准入制度”，以政府的名义来加以限制？（晏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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