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讨薪路漫漫

　　“这球又被踢回去了！”一脸苦笑的包工头金绯良，手里拿着一张纸，站在广东省东莞市建设局的大楼前。2003年10月，他带领45名工人完成大朗镇一家电子厂的土建工程。当年过年前两天，经调解拿到了4万元工资，剩下5万元至今一分未得。

　　包车、吃饭，在东莞住一晚，金绯良一天就花去500元。“讨回3000块，我可能要花2000块。”金绯良有点心灰意冷地感慨：“讨薪就像在踢球，何时能进球，谁也不知道，也许一场球下来，一个球也进不了，”而且，民工不是踢球的，而是当做被踢的球，欠薪的老板和企业倒像守门员，想方设法将球扑出去。

　　数十次上访，讨了130多天工资才拿到手

　　和柳利雄等55名工人相比，金绯良的这场球只能算是开场。

　　2004年9月1日，湖南岳阳建筑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岳阳公司，经查未在东莞市工商局登记注册）承包的某工程已基本完工。按约定，这一天，柳利雄等55名工人将领取共50多万元的工资。然而，岳阳公司久拖不决，而且对城建办的调解置之不理。

　　9月8日，东莞市建设局、劳动局找来岳阳公司的施工负责人林金活，并在工地上召开了调解会。林金活同意在9月10日前支付工人工资的90％，剩余款项在两个月内付清。可是，9月10日，工人们空等了一天。一气之下，20多名工人把附近一条马路堵了起来。这惊动了市公安局。9月11日，他们如愿拿到了40多万元。

　　11月12日，按约定时间已过两个月，柳利雄等人开始追讨剩余的11万元。在此后40多天里，他们先后拿到了有市建设局见证、按有林金活手印的“承诺书”，盖有市建设局大印、要求岳阳公司在三日内支付完工资的通知和“建议通过劳动仲裁或人民法院起诉解决”的一纸证明，却仍然没拿到工资。

　　12月27日，由于岳阳公司“不具备被诉人主体资格”，东莞市劳动仲裁部门向柳利雄等55人发出了“不受理通知”。他们当天就找到了市人民法院。“55人每人写一份起诉书。”法院一名工作人员的话差点让柳利雄跳了起来，“这是故意刁难我们。”柳和法院的人吵了起来，一直闹到立案庭庭长那里。庭长答应他们只写一份起诉书，但同时说“打官司会很慢”，建议咨询司法局的法律援助中心。

　　前后11次跑市建设局、多次上访市政府、劳动部门、法院和司法局，2004年12月30日，他们拿到了岳阳公司发放的54600元和建设局的一份证明，证明余下的54450元将在2005年1月15日前支付。1月19日，柳利雄在电话中兴奋地告诉记者，工友们的工资拿到了。

　　东莞市至少有20万名建筑工人，到底有多少农民工像金绯良和柳利雄一样被卷进了这场“讨薪运动”，无法统计。2004年，东莞市建设局信访办一共接待了300多宗欠薪投诉。2005年1月10日，该市建设局的汤锦华说，全市建筑行业目前拖欠农民工工资4200多万元。但几名包工头和农民工质疑这样的说法。一名来自湖南的刘姓包工头称，据他了解，仅东莞市某建筑公司拖欠的金额就已接近千万元，“几十个包工头，每人都被欠了几十万元。”

　　从“门难进，脸难看”到文件公开取阅

　　1月10日，夜幕降临，柳利雄盘腿坐在广东省东莞市建设局的草地上。他对记者说：“和以前相比，现在民工讨薪更容易了，特别是在总理帮民工讨薪以后。”

　　11年前，27岁的柳利雄从湖北老家来到东莞。1998年后，他“兼职”帮工友讨起了工资。7年来，经他努力讨回的工资大约有300万元。在柳的印象中，1998年前，政府部门几乎不管讨薪的事情。那年，在东莞常平镇，他和几个工友因为被欠薪，找到劳动、建设部门，对方却以他们没有劳动合同为由不受理。气得柳利雄买了一本《劳动法》，指给他们看：“你们有责任管！”但没用。“你们不管，我们就闹。”工友们来气了。对方的回答更气人：“等你们搞出事来我们再处理。”

　　一些政府部门的大门是很难进的，即使进去了，也是这不让站那不让碰，连里面的清洁工有时也大声呵斥柳利雄。他们只得缩手缩脚地站在那里，建设部门的工作人员翘着二郎腿：“我们出面还能帮你搞一点儿。否则，你们一分钱也得不到。”等到写完情况说明，递过去，对方瞟一眼，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字迹太潦草，重写。”

　　2000年后，柳利雄感觉这样的现象明显少了。他现在常常大摇大摆地走进市建设局，“一屁股坐在那里，看报纸和文件”。以前农民工不可能看到的文件，整整齐齐地被放在信访办的桌上，供来访者随意索取。有时，他们还能得到一杯热乎乎的茶水。

　　从堵马路到派代表

　　2003年4月，柳利雄和虎门镇的26名民工去一家村委要钱，农民工们请求打开会议室让大家坐一坐，却被要求坐在地上。第二天，他们找到镇政府。主管的副镇长则请农民工们吃了顿快餐，然后用车把他们拉到村委。镇长还要求村支书做了检讨。

　　柳利雄和十几个工友住在东莞市郊一处工地的简易棚里，在他的床头堆着厚厚一叠资料，有《劳动法》、《广东省劳动合同管理规定》等10多种法律法规以及劳动部、建设部下发的相关通知，他将之视为讨薪的“法宝”，常常随身携带。

　　2004年12月1日，新颁布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生效，其中第26条规定，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报酬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50％以上1倍以下的标准计算，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12月24日，依此规定，柳利雄在一次讨薪中向劳动部门增加了一项要求：支付赔偿金2．6万元。

　　过去，这些农民工堵马路，“绑架”老板，堵住老板的车，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上街游行。以前，用这些招数很奏效。2000年后，柳利雄等很少再用这些方法了。他们也不再成群结队，而是派三五个代表去。

　　“老板们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柳利雄说，“以前，老板说给民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没有商量的余地，一两个人根本不敢找老板要钱。那时，讨工资被打的现象很普遍。现在，老板打人的很少了。”

　　广东至诚律师事务所的邓克忠在东莞塘厦镇呆了6年。他说，几年前，老板的态度相当蛮横：“我以前辞掉的人都没给钱，你如果有本事从我身上拿到钱，我奖你20万元。”现在，老板大都愿意私下调解。在1998年前后，工人被解雇后，拿不到被拖欠的一两个月工资，他们常常在无奈之下一走了之，很少去投诉。邓克忠认为，这与当时的农民工维权意识淡薄有关，也与劳动部门的态度脱不了干系。

　　经常拖欠工资的企业，政府宁愿他们早点走人

　　东莞市凤岗镇劳动分局局长李事忠告诉记者，2004年受理的1000多宗劳动争议案件，只有60多宗进入仲裁程序。

　　1月3日至5日，记者连续3天在东莞市凤岗镇劳动分局门口碰到了阙再仑，一名以“企业法律顾问”名义帮民工维权的湖南人，他不时向前来投诉的民工递上自己的名片。“在这里能接到的案子很少，”他说，“可能是大多数劳动争议都得到了有效调解的缘故。”

　　邓克忠也发现，这两年塘厦镇经常拖欠工资的工厂特别少了。“他们已经感觉到了《劳动法》的实施力度，将来打官司工资还是要给，反而费力不讨好。”新出台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对企业欠薪的处理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塘厦镇党政办副主任李忠铭说，“以前政府对企业有所偏袒，企业有被宠坏的感觉，不拖欠工资反而成了不正常的了。如今企业很清楚，现在什么都可以欠，就是工人工资不能欠。那些经常拖欠工资的企业，政府宁愿他们早点走人，好腾出地方来。”

　　2005年1月25日前必须全部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这是东莞市政府的决定。东莞市建设局的汤锦华说，很多已经超过法律规定期限的老账被民工们名正言顺地提了出来，而以前，他们能讨回当年的工资就不错了，旧账根本不敢提。

　　近两年，东莞市企业的欠薪问题得到了缓解，但企业逃离的问题开始凸显并日益严重。据了解，2004年，该市发生20多家外资企业逃离的事情，涉及欠薪400多万元。在东莞某镇，一家有着上千名工人的企业逃离后，当地村委会为此垫付了200多万元工资。

　　村级劳动服务站站在谁一边？

　　2005年1月10日，东莞市建设局办公室的汤锦华接受记者采访的同时，20多名农民工等了1个多小时。几天前，因为汤锦华外出开会，一名农民工带着铺盖在建设局大门前等了两天。

　　整个建设局，专事信访和民工工资处理的只有汤锦华一人。如果他没时间，农民工就只有等。“清欠工作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具体的人员编制，缺乏长期性的机构。”汤锦华说，“农民工来投诉就处理，不来投诉的可能就不知道了。”

　　缺人少手的问题在市劳动部门同样存在。该市仅外资企业就有1．4万多家，其他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则在24万家左右。目前在东莞的外来务工者多达500万人，其中签订劳动合同的有260多万人。而与此相对应的专职劳动监察人员全市不超过200人，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人要兼任信访和仲裁职务。

　　从2001年到2003年，东莞市建立了590多个村一级的劳动服务站，几乎覆盖了所有有企业的村。他们承担着监控企业发放工资的重任，还有调解劳动争议。而后一项职能则屡受诟病。东莞市提倡，发生劳动争议先找所在村的劳动服务站调解，但这种“提倡”被一些劳动部门看成了“强制调解”。“我们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劳动争议在经过村一级劳动服务站的调解不成，要出具证明书后，才能上诉至劳动分局。”因此，这被阙再仑和邓克忠认为是民工维权的最大障碍。

　　“由于种种利益关系，劳动服务站基本是以资方的态度出现，对调解常常拖压不决。很多工作人员也不懂法律，只是拿一本法律书翻来翻去。”阙再仑说，劳动服务站明显地偏向工厂，使一些不懂法的民工感觉没有希望，最后不了了之。即使有结果，也是以民工的妥协为前提的。

　　在塘厦某村，6名工人辞工后领不到工资，往村劳动服务站跑了两个星期都没有结果，也拿不到调解不成的证明书。2003年，邓克忠带着一个当事人去某小区的劳动站调解，对方不准邓坐在办公室，还扬言要报警抓他。作为代理人，阙再仑和邓克忠常常被劳动服务站拒之门外，“他们只和当事人谈，你代理人算什么东西？”

　　“这几年，东莞的民工讨薪工作有了改观，但这一点还未被触动。”阙再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