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月22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我国已经制定征收汽车燃油税的方案，并将择机在全国公布推行。
这一说法将已经议论了七年的燃油税改革问题再次提到人们面前。燃油税改革涉及很多难题，对此人们已经谈论很多：开征燃油税后，是否继续允许高速公路收费？究竟在哪个环节征税，是在生产环节，还是燃油零售环节？征收上来的税款如何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分配？农业、建筑、发电等不使用道路的部门如何获得免缴燃油税的燃油？等等。
不过，一项被人们普遍认为利大于弊的改革措施，却可以一拖七年，迄今仍然在等待时机，在立法与决策历史上，也算一个异数。这或许体现了立法与决策的审慎，但审慎并不等于没有道理地拖延。
拖延的主要原因恐怕在于，如何平衡上述各项难题中所隐藏的各方利益。仅靠内部协调和无外部压力，各部门通常无意积极寻找解决之道。同时，燃油税改革涉及数亿人的利益者，而根据法治财政的基本原则，税制改革应当征得纳税人或他们的代表的同意。法律或税制能否顺畅实施，取决于人民是否自觉遵守，而人民是否自觉，则取决于人民是否认可。
考虑到上述两个因素，最好是将燃油税改革的问题提交全国人大，由全国人大通过完整的立法程序，广泛地征求各个部门和各个群体的意见，从而在最终的改革方案中，恰当地平衡各部门、各群体的利益。一项优良的改革措施，总是经由理性的妥协而确立的，而惟有在公共论坛上，在民众的关注下，理性的妥协才有可能达成。
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实行燃油税改革，总体而言，利大于弊。改革方案拖了七年仍无法实施，我们恐怕应从中学会一点：没有恰当的立法与决策程序，优良的改革就可能被耽误。燃油税改革方案能否得到顺畅实施，既取决于方案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更取决于制定改革方案的过程本身是否合乎法定的程序，是否让各方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并在最终的方案中，力求各方利益的平衡。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