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学步

　　国际观察

　　喜剧容易使人遗忘，悲剧却让人回味无穷。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当全世界的人们再次为当年发生在波兰奥斯维辛市四十多座集中营里的悲剧扼腕叹息的时候，人们其实都在思考同一个命题——如何避免当年的悲剧重演？

　　要避免悲剧重演，首先得重读剧情。发生在奥斯维辛的事情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疯狂也是最有组织的一次种族屠杀行为，它的思想根源是法西斯主义。强烈的民族主义、狂热的国家主义、对强权政治的鼓吹、对个人的彻底否定、对暴力的热烈颂扬、对伟人、强人的崇拜迷恋，就是它的主要特点。当年的德国法西斯有一套完整的“种族理论”——“世界历史中只有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是高贵的（在纳粹语言中雅利安人有时指非犹太血统的白种人，更多是单指日耳曼人），其中日耳曼人又最高贵，世界历史是由雅利安人创造的，人类的科学文化都是由日耳曼人创造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优劣种族间血统对血统、种族对种族的斗争史，当代日耳曼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是被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高等民族，理所当然地“应该主宰世界”。不可否认，18世纪以来，日耳曼创造了令世界侧目的文明，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又重挫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这种矛盾的心态为法西斯所利用才有了几乎整个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的群体无意识状态，才有了德军以种族杀戮为代表的反人类行为。

　　文明本无优劣，种族没有好坏，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某种文明，某些国家可能表现得更加出彩。为什么法西斯能杀戮那么多犹太人、波兰人，因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强势国家，他们的军事实力能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闪击波兰吞并法国，而这，正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留给人类的历史命题——如何节制一个强势国家的非理性行为。

　　从罗马军团到哥伦布的水手，从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天的反恐战争，“优等民族”对“劣等民族”的征伐几乎贯穿西方文明史的始终。而那些自称“强势民族”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以及在国际权力政治体系中超越他人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往往会在“善”的名义下行“恶”的事实。在今天的美国宗教保守派看来，反恐战争正是“选定民族”的神圣义务——向世界传播美式自由与民主，遗憾的是，在美军的“义旗”下，我们看到的却是“虐囚门”。

　　比较“虐囚门”与奥斯维辛，我们似乎可以触摸到破解奥斯维辛历史命题的钥匙，那就是民主。

　　首先是国际事务中的民主，这是对强势国家的“他律”。中国代表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呼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避免悲剧重演，可谓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当年“国联”的形同虚设正是二战爆发的原因之一，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如果能适当发挥作用，卢旺达的悲剧也许可以避免。国际监督需要强大的联合国，而联合国的强大又必须建立在全球力量均势的基础上，当前美国的一家独大使联合国最终没能阻止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但也正因为有了联合国的监督，美军才会更加注意自己在伊拉克的举动。

　　再有就是国内事务中的民主了，这是强势国家的“自律”。对当权者有效的监督也是“虐囚门”这样的事情不能永远被掩盖的原因之一。早在还未掌权时，纳粹就公开声明要破坏民主制度。希特勒曾毫无顾忌地说：“我是民主的死敌”，“共和制度和历届政府毁灭了德国的一切，这种制度最终被消灭的时刻到了。”

　　六十年前的世界是不幸的，因为民主被谋杀了，六十年后的世界却充满期待，因为，在国际事务中，一个叫民主的孩童还在蹒跚学步。

　　本报观察员 明明

　　(厦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