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泽毅：从农村医疗队走出来的妇科肿瘤专家

　　中新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 题：从农村医疗队走出来的妇科肿瘤专家

　　——专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曹泽毅

　　中新社记者 周兆军

　　见到曹泽毅的时候，他刚从香港回来不久。已经七十一岁的他如今不仅担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职务，同时还是清华大学医学院的副院长，这次去香港就是代表清华大学同香港大学商谈合作办学的事宜。

　　曹泽毅曾经长期担任华西医科大学校长职务，在医学院的办学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认为，香港的医学院在教学上具有独到之处，而内地的优势主要是临床方面，因此两地的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

　　从农村医疗队走出来的妇科肿瘤专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从医四年的曹泽毅开始致力于妇科肿瘤的临床研究。在工作中，他逐渐认识到，子宫颈癌等妇科肿瘤性疾病是常见并且严重危及妇女生命安全的问题，而这种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防的，经过正确的诊治完全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曹泽毅决心投入到这一事业中去。

　　一九六四年，他考取了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专攻妇科肿瘤，但“文化大革命”令他失去了科研的机会。他深入农村基层，在四川盐亭担任肿瘤工作队队长。这里是妇科肿瘤的高发地区，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曹泽毅救治了许多妇科肿瘤患者，并获得大量第一手临床资料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一九七九年，曹泽毅作为“文革”后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出国深造三年，在欧洲和美国汲取了国际妇科肿瘤研究的尖端技术。回国后，他对妇科肿瘤与女性内分泌激素受体的关系、子宫颈癌的基础与临床实践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子宫颈癌的早期诊断和手术治疗上成绩斐然，至今完成子宫颈癌手术超过了两千余例。

　　“百姓对疾病的态度有所转变”

　　如今，已过古稀之年的曹泽毅不仅坚持自己专业的研究、参加临床诊断和手术，同时还密切关注着中国医疗事业的最新进展。在他看来，刚刚过去的二○○四年里，几位公众人物、明星的去世，使公众对疾病早预防、早发现和早治疗空前重视起来，百姓对疾病的态度有所转变。

　　他说，这一年，梅艳芳、柯受良、王均瑶、黄霑都相继过世。其实他们的疾病都可以通过早检查、早预防而得到控制和治疗，他们的生命本不该陨落得如此之早。“特别是梅艳芳，四十多岁正是女性最美好的年龄，她的去世真是非常可惜。我从事了多年的妇科工作，这方面的感受很多。女性健康关系到每个家庭，但是，女性自身、家庭以及社会并不知道怎样做能使女性更加健康。”

　　曹泽毅认为，二○○四年是中国健全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关键年。八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经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后的《传染病法》对于缓报疫情、实验室安全和对疫情发生地的相关人群进行隔离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通过观察去年每月公布的传染病疫情，他提醒人们注意：一是四月份以来，肺结核的发病率超过了乙肝，上升到了第一位；第二，在发病率前五位的传染病中，有两种是性传播疾病，梅毒和淋病。

　　曹泽毅表示，中国是乙肝大国，有统计感染率一度达到百分之十。近年来，中国十分重视乙肝的免疫接种，使其感染率有所下降。肺结核曾经控制得很好，现在由于部分地区重视不够，以及结核菌的变异，使其“死灰复燃”，发病率甚至超过了乙肝。

　　他不无忧虑地指出，“性传播疾病在中国曾经绝迹，现在又重新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十分关键。很多人觉得性传播疾病跟一些丑陋现象相关联，不愿意提及。但是，回避一种传染病，只能使之越来越严重。在发病率前五位的传染病中，有两种性传播疾病，这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关注医疗体制改革

　　去年，香港举办“中国医院改制院长香港论坛暨推介会”。曹泽毅在会上表示，内地的医院体制改革有两种方式：一是实行“国有民营”的改革，即对部分公立医院实行“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改革；另一种方式是对部分公立医院实行股份制改造，引进其他战略投资者，国有的股权可以以债权方式卖出。

　　通过上述方式的改制，将部分公立医院转制为非盈利性或盈利性医院。与此同时，公立医院的体制改革需要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除了税收政策优惠、社会保障及人事制度改革外，投融资改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曹泽毅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医务人员待遇普遍偏低。在医院，不论病情轻重，挂号费几乎没有变化。医生不同于其他职业，他的工作对象是人，是病人，先不说工作的风险系数高，其挽救生命的价值从挂号费上就根本无从体现。目前，医生的待遇不能跟劳动挂钩，于是便出现了和“药”挂钩的现象。

　　二○○四年，卫生部开展纠风工作，针对“红包”、“回扣”、“大处方”等现象进行了全面整顿，曹泽毅认为这是一件对百姓健康生活影响不小的事情。“医疗行业里的腐败现象是一定要严肃对待的，但是光靠堵、查和处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提高医生的待遇，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