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死刑接通三条“回生”路

　　“为废除死刑，我早在1993年就专门出书倡导，现在，所有的讨论，我都不想参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胡云腾，面对记者采访，除了表明他的一贯立场外，不愿再谈死刑存废的意义，他只引用了某领导的一句话：我国将最终废除死刑！

　　针对中国是否应该废除死刑，北京高院刑二庭的某法官，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说法，向记者连说了三个“不”：不可能、不应该、不支持。但是，和其他接受采访的人一样，他也认为，在“少杀、慎杀”的原则下，中国的死刑改革很有必要，关键是采用何种方式改，“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不应是‘刑’对‘罪’的妥协”。

　　从罪名目录上减少死刑

　　《华夏时报》：目前，中国适用死刑的罪名有68个，前段时间专家在讨论死刑时甚至用了“过多过滥”一词，他们认为大部分死刑是“不足以以生命为代价”的非暴力犯罪，这些专家是不是有点偏激了？

　　刑庭法官（北京高院刑二庭法官）：我国新刑法，用47个条文规定了68种死刑罪名。惩治罪犯都采用“罪刑相当”的原则，其中，对杀人、强奸、放火、投毒、爆炸等暴力犯罪是罪当必死、死有余辜。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68个罪名中，譬如走私罪、伪造货币罪、金融诈骗罪、盗掘古墓葬罪、组织他人卖淫罪等，对这样的犯罪，是否应该判死刑，正是大家集中讨论的焦点。但目前的审判实践，大部分法官不会因学者的学术意见而去“违法”判决。

　　《华夏时报》：为减少罪名，很多学者提出“废止经济犯死刑”，而这种主张被人提出后，多数人觉得“废止经济犯罪死刑就等于纵容腐败”，您是如何看待这个观点的。

　　赵秉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从国际上看，各国的腐败与死刑的存废关联不大，有的国家不因为没有死刑腐败案就增多，相反，有些国家不因为有了死刑，其官场腐败就得到遏制。

　　具体到中国，死刑制度有过多、过滥的现象，但从目前的形势看，中国还不可能全面、彻底、短时间内废除死刑。为了使中国的刑事法制建设更加文明，我们主张死刑可以逐步先在经济领域废除，这样做既符合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又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

　　刑庭法官：我们不这样认为，中国的吏治腐败是世界上少见的，针对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我国对许多经济案件都增设了死刑，这是中央加大反腐力度的具体体现。我注意到，许多法律专家建议，在全面废除死刑不太可能的情况下，是否可考虑先废止经济犯罪的死刑。

　　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些经济罪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们对此类重刑犯的判决，绝大多数是众望所归。比如近期被处以极刑的大贪官成克杰、王怀忠、李真等，如果从罪名上说，他们都属于非暴力犯罪，难道因为非暴力就可免其一死吗？

　　《华夏时报》：人们都认为，作为人的一种权利，生命权显然是各项人权中最为关键的一项权利，国家因此应该减少罪名，对公民的生命权给予应有的尊重和关注。

　　刑庭法官：死刑与尊重生命权、关注生命权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等关系，在我看来，对那些丧心病狂、丧失人伦的犯罪分子，有必要采取极端手段，以死刑的刑罚来遏制其犯罪。

　　当然，是否一定要保留68个死刑罪名，我们可以讨论，比如有的罪名可以合并，但是，即使合并，也不可以削弱死刑对惩戒犯罪、平衡社会秩序等功用。

　　从审判程序上控制死刑

　　《华夏时报》：为减少死刑，如果在实体上做不到，程序上一定要把关。目前最受关注的就是将“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这一点，在刚刚召开的诉讼法学年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也承认：实践中，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将部分死刑核准权下放到高级法院的做法不妥。您对此是怎样看的？

　　胡云腾（最高法院研究室副主任）：确如黄副院长所言，现行《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死刑核准权由最高法院独家行使，而规定核准权下放给省级高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就明显与《刑事诉讼法》相抵触。《刑事诉讼法》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是国家的基本法律；而《人民法院组织法》只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只是国家的一般法律。以一般法律违背效力更高的基本法律，无疑是不妥的。

　　《华夏时报》：自1980年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因特殊治安形势，先后通过颁布决定、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等立法途径，将杀人、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案件的死刑核准权下放给省级高院行使。这一规定，对死刑审判有没有消极影响？

　　刑庭法官：按法律规定，死刑案件归属中级法院一审，高级法院便成为死刑案件的二审法院；既然高级法院对部分案件享有死刑核准权，那么，死刑复核与二审的“合而为一”也就不可避免，因为同一个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不可能作出两个不同的决定，这样，防止错杀的目的就难以达到了。

　　另外，核准权的下放，还造成死刑犯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危害国家安全以及贪污等严重经济犯罪案件的死刑核准，仍要交由最高法院核准死刑，但是，杀人、抢劫等普通死刑犯却由省一级法院核准死刑，这似乎显得前者的“待遇”更高了。

　　胡云腾：我国在有关国际公约中规定，在保留死刑的国家，死刑判决应当由该国最高的司法当局（在中国即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如果将核准权下放给省级法院，显然与公约精神多有不合。从政治上看，收回死刑核准权有利于在国际人权斗争中取得主动地位，彰显保护人权的声势，树立法治国家的国际形象。

　　《华夏时报》：在讨论死刑存废问题时，我们才意识到“死刑复核权”是个结，而专家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有提议，建议最高法院可设立巡回法庭或分院，受理死刑核准案件。

　　胡云腾：这不算是学者建议。实际上，肖扬院长在2004年全国“两会”期间回应人大代表的建议时就表示过，最高法院正考虑收回死刑核准权，但“具体时间尚未确定”。

　　《华夏时报》：这样一来，在收回死刑核准权的问题上就出现了一个困局，一方面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又暂不具备条件。

　　谢望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我想，最高法院之所以迟迟未收回核准权，的确也有自身的难处。我们看到，目前的治安状况尚未根本好转，现行刑法的某些规定还继续存在，我国死刑的数量还相对较多，将死刑核准权全部收归最高法院行使后，最高法院的工作量势必大大增加，仅在人数上就可能增加数百人的法官编制，其困难可想而知。

　　《华夏时报》：这样一来，我们是否真的就只能等待，无所作为了吗？

　　谢望原：在收回条件尚不具备前，我们可以试着采取“突然死亡法”，先行取消高级法院目前行使的死刑核准权，暂时关押已被高院二审判处死刑的犯人，等待条件具备后，再由最高法院依法复核。这种设想，只需最高法院向省级法院发一通知即可解决。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最高法院就曾以通知形式下放死刑核准权，如今“取消”省级核准权，当然也可效法。

　　从立法上提高死刑标准

　　《华夏时报》：既然大家都拥护“少杀、慎杀”的原则，但国家一直强调对严重刑事犯罪进行“严惩”，而“严惩”就有多判一些死刑的含义，那么，在“严惩”和“必杀”之间，有没有硬性规定？

　　赵秉志：你所说的“硬规定”实际上就是死刑的标准问题，确实，我们需要提高死刑的判决标准。

　　但实际上，中国所列的68个死罪，其中的7种死罪被法定为“绝对死刑”，这就使得严重刑事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有所降低，严重刑事犯罪中的死刑罪名不断增多，直接的后果是，严重刑事犯罪的死刑适用人数比以前增多，这背离了“少杀、慎杀”的原则。

　　《华夏时报》：为提高死刑标准，我们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

　　刑庭法官：可以改进的地方很多，按照“罪责相当、罪行相当”的要求，我们对于侵犯财产、诈骗、盗窃等非暴力犯罪，在具体量刑时应考虑“一般情况”，对一些经济犯罪，应将自首、立功、检举等行为考虑到，如果将这些情节，作为量刑中的硬性规定纳入实体和诉讼程序，那么被判死刑的标准就相应提高了。

　　《华夏时报》：如果采信的标准不高，除了增加死刑犯，有没有可能增加误判？

　　刑庭法官：没有人说我国目前的死刑采信的标准不高，而死刑的误判，理论上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司法实践中，美国每年的误判率在1％～5％之间。我国尚无具体数字，但是可以肯定，死刑标准越高，误判率越低。

　　因此，我们有一种设想，即考虑在不变动法条的情况下，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收紧某些死罪的适用条件和范围，使之慢慢地变成死亡条款，甚至在中央决策层的支持下，将所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都改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从而发挥我国死缓制度在废除死刑进程中的特殊作用。

　　《华夏时报》：死缓制度是我国司法的独创，让这种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死刑逐步从严酷走向严谨？如果是这样，算不算一种标准上的突破？

　　谢望原：我同意你的观点。按照刑法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而在判处死刑后，除了必须立即执行的以外，都可以判处死缓。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收缩了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一般认为，死缓制度对于减少死刑的执行“少杀”、“慎杀”，避免“错杀”，确实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死缓在我国并不是一项独立的刑罚方法，而是一种死刑的延期执行方法，也就是说，死缓也是死刑。如果我们的司法机关能够确立这样一种信念：在对于需要判处死刑的案件，首先考虑适用死缓，只有对那些必须适用立即执行的案件，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这样，就能大大地降低我国的死刑执行，从而能对被告人的生命权提供更多的保护。

　　作者：本报记者江金骐

　　（来源：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