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专列”？

　　野草之声／周原专栏

　　专列，意味着神秘。第一次听到专列，是“东方红专列”，毛主席专用。此后，在我印象中，专列便常常与国家领导人以及执行重大运输任务联系在一起。那是常人碰不得的。

　　2005年的春季前，进城打工的农民第一次坐上了自己的一趟专列：“农民工号”。

　　可是这次却没有了那种神圣的庄严感。一丝悲悯堵住了想要为之庆幸的欣慰。当数以亿计的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加入这场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他们从一开始就遇到了身份确认或者说命名的尴尬。对他们的称谓经历了“盲流”、“农民潮”、“流动大军”和“农民工”的更替，这意味着城市管理从防范、管制到疏导、接纳，标志着政府在不断自我纠正和重新对社会管理进行定位。

　　但依然不容乐观的现实又让我们感觉路漫漫。城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农村经济发展乏力，结构性的产业调整形势依然严峻。农民作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依然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命运。GDP9％的增长似乎与他们无关。同样是工人，却不能像城市的工人一样落户于城市，居住在城市，在城里有个家。所以，我们看到了农民的双重身份：一个农民，一个工人；一个打工棚，一个热炕头。这就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民工潮”。或在收割的季节，或在家庭团聚的春节。这种两栖奔波的生活，构成了农民当代生存的脉搏。痛苦与希望在旅途中穿梭。

　　前年由我们的总理亲自发起了替农民工讨薪的运动。又据统计，截至2004年8月，全国共拖欠农民工工资3360亿元，其中政府是“拖欠大户”，占到全部拖欠的36.1％。这使我们多少注意到，在街上与我们擦肩而过、在高楼林立的风景背面，还有一群农民，与我们呼吸在同一个城市。他们就像一群群埋在地下的蚯蚓，培育了城市的土壤，却生活在我们的脚下。城市的规划和设计越来越适合人居住，但不是农民。城市的文化越来越体面地附庸着有产者的口味，更是与农民无关。

　　今天的“农民工专列”，又一次从社会文化的意义上，强调和确认了农民的身份，不管这个专列给农民带来多么大的方便与快捷，也无法消除农民心底的凄凉。这趟专列是简陋的硬座，与大学生的专列无法相比，并且享受不到半价的优惠，还要额外支付春运票价上浮的部分。这种专列的特殊待遇，时时在提醒着不同身份和地位的区分。不知农民脸上的笑意和回家的迫切，有多少能够抵销等级尊卑之痛？什么时候能忘记我们是农民？

　　共建一个和谐社会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专家、学者、党和国家挂在嘴边的一个概念。我很担心“和谐”这个词会变质。我们很容易就把和谐误认为相安无事，皆大欢喜，这样各个阶层都失去了对自我的批判和反思，在熟视无睹中，默认和维护着社会阶层的断裂所导致的社会等级的区隔。

　　和谐不是一种固化的稳定，而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的交流与合作，是对人与人之间共同命运的认同和理解，是用爱心和行动打破一切歧视和隔离。让我们在共同的信仰和正义面前，消除一切人类的不平等。让我们以人性关照人性，以博爱溶化冰冷。让我们共同祈祷和祝愿：“民工专列”，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