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诗经》研究的几个问题

　　赵敏俐

　　20世纪的《诗经》研究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学人们也做过相关的学术总结，但还需要我们从20世纪的学术理念、学术价值体系等方面对其进行另一种反思。

　　一、关于《诗经》的性质问题

　　《荀子·儒效》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可见，在战国时代，《诗》已经被认为是圣人的传道之书，已经有了“经”的意义。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经也者，恒久之治道，不刊之鸿教也。”可见，在中国古代人的眼中，《诗经》并不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以“诗”的形式表现圣人之“志”的“经典”。

　　古人关于《诗经》的这种看法到“五四”时代开始受到严厉的批判。1922年，钱玄同在给顾颉刚的一封信中说：“《诗经》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与《文选》、《花间集》、《太平乐府》等书性质全同，与什么‘圣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书的编纂，和孔老头儿也全不相干，不过是他老人家曾经读过它罢了。”（《古史辨》第一册）于是，《诗经》不再具有了“经”的性质，而成了一部普通的中国古代诗歌总集。这种认识奠定了20世纪研究《诗经》的基础，标志着《诗经》学的根本转向。

　　这里面显然有一个基本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诗经》在我们今天看来固然是普通的诗，但是当时人对它的看法并不如此。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鱼兽草木之名。”可见，孔子认为《诗》在当时是承担着多种功能，是有多种应用价值的。从现有的先秦文献记载看的确如此。《诗》在当时所承担的第一功能是礼仪功能。《颂》诗主要用于宗庙祭祀的礼仪活动里，雅诗主要用于宫廷燕飨等礼仪活动中，风诗也用于各种世俗的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