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而治期权化腐败（名笔）

　　在我看来，当前我国之所以出现期权化腐败问题，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行政决策程序极不科学，少数人说了算的情况十分严重。在有些地方，政府一把手几乎是土皇帝，说一不二。在这些地区，大到城市规划、土地批租，小到合同的签订与履行，政府一把手都要亲自过问，必要的分权制衡和上下监督关系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一把手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对那些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企业或者个人来说，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没有必要向行政一把手行贿，只有当行政一把手退休或者提前离职之后，才有机会效犬马之劳。由于从表面上看不存在权钱交易，所以，很难对退下来的行政一把手追究刑事责任。

　　其次，少数政府官员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为他人谋取利益。那些掌握了政府信息的官员，可以利用手中的信息作为交换条件，为当事人谋取利益。这种公共权力的私自授受，是一种典型的腐败行为。但是，由于信息具有时效性，那些提前掌握了公共信息的商人，就可以抢占商机，获取高额利润。这种信息的时间差，为国家工作人员事后获取钱财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

　　第三，整个社会尚未透明，新闻监督缺乏力度。在我国，政府官员的进退在多数情况下是由上级部门领导说了算。普通公民很难判断政府官员辞职下海到底是属于正常的选择，还是违法的以权谋私。特别是新闻媒体对政府官员辞职下海缺乏深入的报道，因此，普通老百姓很难从国家工作人员的选择中看出端倪。

　　第四，公众对知情权与隐私权之间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在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不够充分，对公众的知情权保护同样不够充分。能上能下固然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流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由于公众缺乏知情权，人们不知道国家工作人员辞职以后是由于何种原因能够获得高薪职务，也不知道国家工作人员为什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用巨额的资金注册自己的公司。事实上，在知情权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人们很难判断国家工作人员事后收取财物是出于感情的原因，还是以权谋私。

　　笔者认为，建立公开透明的国家管理体制，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责，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首先，应当努力建设开放的社会，让公众时时刻刻了解国家工作人员的基本情况。在高度透明的社会，即使辞去公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其行为和所得利益也完全公开，公众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这些前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使其有所顾忌，为了防止自己的营利活动受到公众的质疑，他们的行为必然会有所收敛。其次，应当完善有关的法律制度，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或离职以后不当获取利益。我国现在对期权化腐败已经作出了一些规定，譬如，严禁政府工作人员到自己所管辖的领域任职，严禁党政干部的子女或配偶经商办企业等。这些规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操作性不强。许多政府官员的子女或者配偶仍然继续从事商业性的经营活动。今后，我们制度设计的重点不应该放在限制党政干部的子女或者配偶从事商业性活动方面，而是应该建立科学的财产申报制度，严格要求党政干部如实申报家庭财产。

　　第三，应当加强新闻舆论监督，让腐败分子无处遁形。随着中国廉政建设的不断加强，腐败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期权化腐败就是腐败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如果能够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在整个社会建立起一个立体的监控网络，那么，那些期权化腐败分子即使没有受到刑法追究，但仍然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试图通过期权化腐败获取巨额利益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行动之前，就会反复掂量，从而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在反腐败的问题上，新闻舆论的软约束很有力量。

　　第四，适当提高国家工作人员退休后的社会保障标准，从一定程度上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江南时报》 (2005年02月01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