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拐点出现在2004年

　　18年一个轮回。

　　2004年，当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光顾“三农”，中国的“地气”立竿见影地回暖。就像1982年开始的那一轮，去年又让人们见证了政策的能量，农业终于又作了一回“最耀眼的亮点”。

　　在和文件起草小组谈话时，回良玉副总理曾用两个“最”描述2003年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现在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增收形势最严峻时期；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最根本最突出问题，是农民增收难。这两个“最”，奠定了2004年农业的政策含量。

　　在2004年最后一天发出的中央2005年一号文件，主题仍然是“三农”。

　　如果说，去年的一号文件还带有一点临时决断的性质，让人担心这样的好日子是否会昙花一现，那么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的新提法，则表明“决策的城市倾向”到了根本转型的时候。

　　为什么拐点出现在2004年？“因为时候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徐小青说，“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说法在理论界并不新鲜，但是在决策层面得到回应并达成一致，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第一次。”

　　他认为，中央作出这样的决断，至少有3个方面的原因：经济发展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农业近几年的严峻局势和中央在认识上的水到渠成。

　　徐小青分析说，首先，我国经济20多年的飞速增长，GDP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农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8．1％下降到2003年的14．8％，下降了一半。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速中。近十年来，城市人口从30．9％提高到40％。劳动力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虽然在总的就业中，还有47％的人口就业于第一产业，但是我国人口转移总量也是可观的。财政收入2003年达到25000亿元，国力在进一步增强。这一切，为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转折提供了最根本的支持。

　　“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谈转变就只是纸上谈兵。如果上述判断放到1978年，无疑是个很好的预言，而不是可以实现的东西。”他说。

　　那么，思路转变的直接触媒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不是发生在前几年或者推后数年？徐小青解释，事实上，不管英美或者近邻的韩日，都没有一个卡死的标准，说GDP达到多少或农业人口占多大比例就开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美国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中由罗斯福新政实现这种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大转变的。日本则是在战后经济起飞农业人口迅速转移以后开始反过来支持农村发展。

　　而具体到中国，徐小青认为，“这跟1997年以来农业、农村面临的极为突出的困难有关”。

　　统计资料表明，中国的粮食产量已从1998年的51230万吨，降至2003年的43067万吨，连续5年走低。1997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元，两者的收入差距为1∶2．47；2003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2622元，城镇居民为8500元，差距已扩大为1∶3．24。如果算上福利补贴，则达到6∶1。2003年农村贫困人口甚至还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反弹———上升80万人。城市人口占据了大部分医疗、教育等资源，农村能够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微乎其微。另一方面，农民的权益缺少有力的保障。在城市得不到平等的机会，在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一再发生。

　　“可以说，农村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关口。农村发展缓慢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影响本地，而且威胁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动作，渐渐达到一个质变的点上。”

　　再者，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概念，再到去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提法，中央决策层对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认识在一步步地深入。

　　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时机渐渐成熟了。诚如徐小青所言，大判断已定，下面就是怎么去实现了。

　　他认为，目前改革的重点，将是土地制度和税费制度，以及它们牵连的利益调整。

　　徐小青分析说，中国经济发展有两个显著支撑：第一，由大量农民组成的廉价劳动力；第二，政府可以自由支配廉价的土地。前者从珠三角长达10年不变的民工工资充分体现出来，后者则从低得可怜的征地补偿款表现出来。“政府已经拿到土地出让金9700亿元，这是毫不含糊的，因为有据可查！2003年是2800亿元！”

　　他说，这些都跟过去通过剥夺农民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思路是分不开的，但是这两条在未来都不可能维持。税费制度的改革就不用说了。关于土地制度，中央也已经连续出台多项规定，要求严把土地供应阀门。而对制度更加有意义的试点也在进行中，其中包括收缩城市的权限。“有的省份开始进行将大城市周边县直接划归省政府管辖的实验。它的意义在于，城市将不能再通过把周边农村划入市区而轻易地拿到土地。”徐小青对这一实验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