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正在拐弯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政协老干部王西献，一直记得1953年冬国家第一道粮食统购令下达时的情景———

　　县里召开县、乡、村三级干部大会。县长宣布完分派到各乡的征购任务数量后，几名公安人员抬着一个装满手铐、脚镣的柳条筐从后台走出来，“咣”地一声摔在主席台上。县长问：“有不能完成的没有？”全场鸦雀无声。

　　第二年夏天，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者之一、国家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回自己的家乡浙江省青田县调查研究，发现当地已经开始饿死人了。

　　新中国的工业化由此起步。国家先后垄断了110多种农产品的市场，以低价强制从农民手中收购，再以垄断高价向农民销售其必需的工业产品，从而积累起发展工业的资本。此所谓“剪刀差”。几十年来，“剪刀差”累计达6000亿到8000亿元之巨。

　　中国没有殖民地，在长期闭关锁国的情况下也没有国际市场，工业的原始积累只能靠剥夺农业、剥夺农民来解决。期间，有两到三代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上千万农民饥饿而死。———这是历史的无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工业化初期的历史，也都是一部血泪史。美国当年东北部工业地区与南部农业地区的矛盾，曾激化成一场连绵5年的内战。

　　终于走到今天。

　　一个多月前，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宣布：“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中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前天公布的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是在具体落实党中央的这一历史决断。

　　从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包括“统筹城乡发展”在内的科学发展观，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方针的实施，我们正在目睹着中国发展战略最重大的一次转轨。

　　实际上，转轨已经开始。回良玉副总理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了2004年中国的6个“首次”：首次对种粮农民实行普遍的直接补贴；首次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首次在全国放开粮食购销和价格；首次制定并实施国家优质粮食产业工程规划；首次明确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清欠农民工工资和征地补偿款。

　　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政府终于彻底放弃了对粮食市场的垄断，100％的农产品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马晓河说，这标志着计划体制在中国农业的终结。

　　农业税，一个古老的税种，俗称“皇粮国税”。中国史书上关于土地税的最早记载，是春秋时期鲁宣公15年（公元前594年）实行的“初税亩”制度，至今已有2599年的“高龄”。我们都看到了，这个税种正在迅速退出历史的舞台。

　　当然，转轨的过程将会很长。2003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3．24∶1。据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计算，如果把城市人所享受到的福利加上，城乡收入的实际差距应是6∶1。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近日在一次公开会议上披露，中国农民平均受教育的年限要比城市少3年。在西部地区农村，有78％的人生病是死在家里，有43％的家庭是在家中生孩子，婴儿死亡率高于城市1．5倍。

　　解决这些问题，也许还需要几十年。

　　有学者规划了一个顺序：首先，逐步实现劳动力市场城乡一体化。对城市劳动者和农村劳动者实行统一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机制，保证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居民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公平竞争，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其次，逐步实现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逐步对城市就业者和外来农村劳动者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城乡劳动者合理流动。第三，逐步实现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第四，逐步实现税收城乡一体化。实行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将农业和其他的产业同等对待。

　　历史不会在一天内改变，但毕竟，历史的火车头已经掉转了方向。中国农民已经可以有新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