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薪能人为农民工讨回二百万

　　阅·读·提·示

　　活完了灶散了，吃得没米没面了，油盐酱醋完蛋了，煤气成了空罐了，电炉丝也用断了，没有办法做饭了；经理再找不见了，出纳会计全散了，工头把嘴磨烂了，民工把腿跑断了，工钱没人结算了，出力流汗白干了……

　　一个农民工为了讨工钱，历尽屈辱，大年三十儿子被绑架；为了讨回工钱，他凭初中文化学习法律，并成立了自己的维权工作室；为了给众多的农民工兄弟讨公道，他一年打了150场官司，讨回工钱200万，成了名副其实的讨薪专家。

　　两万多元要了近六年宝贝儿子除夕被绑架

　　1995年春天，家住陕西省福平县农村的孙武胜，带着对生活的憧憬来到西安打工，但他的憧憬很快就被现实打破。虽然他老实肯干，而且不久就成为民工的领头人，但从第一次干完活开始，要不到工钱就成为一直困扰他的难题。他自编的这首顺口溜最能说明当时窘迫的状况：“活完了灶散了，吃得没米没面了，油盐酱醋完蛋了，煤气成了空罐了，电炉丝也用断了，没有办法做饭了；经理再找不见了，出纳会计全散了，工头把嘴磨烂了，民工把腿跑断了，工钱没人结算了，出力流汗白干了……”

　　那一年，他和几个民工到西安某工地打工，年底结算工资时，工地负责人提出要3000元的回扣，孙武胜没答应，这是民工的血汗钱他哪能送人情呢！结果，2.9万元的工钱就此没了着落。为了要回这2万多元，孙武胜前后跑了6年多时间，光路费、通讯费就花了几千元，但建筑公司总是找各种借口，不给付拖欠的工钱。6年间，其他民工也不断向他这个领头人催要工资，有4个春节，他都没敢回家过年。在这个过程中，他继续打工，也继续经历

　　着工钱被拖欠带来的种种艰辛屈辱。

　　1997年，他带领陕南贫困地区的农民在西安北郊某工地打工，由于工地拖欠工钱，他和工人们没钱买煤气做饭，就在墙边用砖搭了个灶，用木柴、油毡生火，结果工地上的工长嫌烟火熏黑了墙，一脚把他们的锅灶踢翻。孙武胜敢怒不敢言，就悄悄在墙上写了首打油诗：民工如乞讨，砖块搭锅灶，各位领导都别恼，过后定清扫；油毡当柴烧，黑烟长缭绕，待到发了工资时，绝不这样搞。

　　1999年，还是这个工地，拖欠孙武胜及其他民工数万元工钱。民工们要过年，天天找他要钱，因为他是“头”。但孙武胜并没从开发商那拿到一分钱，哪有钱兑现给民工。干了一年活，农民工拿不到一分钱，连家都回不去，他们愤怒了，以为是孙武胜“黑”了他们的钱，3个失去理智的民工，在大年三十晚上把孙武胜的宝贝儿子从富平绑架到西安。孙武胜见没了儿子，知道是农民工干的，但他又有什么办法。他不想报案，他明白这些农民兄弟也是迫于无奈。他只好骑上自行车，到西安市各个工地去找。别人家在过年，他却顶着寒风去找儿子。找了十几个工地，最终发现几个民工在烤火，而他的儿子蜷缩在一边的砖垛里，他偷偷地领走了儿子。但当他得知那几个农民工还困在西安无钱回家，已经要了3天饭时，这个刚强的汉子痛哭失声，终究是同命相连啊。最后，他求亲告友，借了几百块钱，托人给这几个民工送去，才使他们得以回家。

　　为维权自学法律4次起诉才打赢官司

　　从1995年到2000年底，共有9家建筑单位欠孙武胜和其他民工共约8万元的工钱。孙武胜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把这些钱要回来。但怎么去要呢？总不能自己也去绑架别人的儿子吧？孙武胜陷入了沉思。

　　就在这时，中央电视台的一则报道给了孙武胜深深的震动：四川省一位年近60的老人，因有关部门行政不作为，使自己的权益被侵害，因此自学法律，将不作为的部门告上法庭，前后历时近10年，终于得到公正的结果。孙武胜说：“那位老人那么大年龄，都有勇气和信心自学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为什么不能和他一样呢？”就这样，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孙武胜在打工之余，开始走上自学法律的道路。

　　开始孙武胜没钱买书，就抽时间到书店里去看书，有时要记的内容太多，他就央求店主让自己把一页或几页书复印下来。每天干完活，别的民工都去休息或消遣了，他却捧着书本一条一条地琢磨，直到晚上一两点钟。到后来，他感觉自己学习比较吃力，就干脆在西北政法学院附近租了一间民房，时常向政法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请教。

　　2001年3月19日对孙武胜意义非凡，这天，他把欠自己2.9万元的某建筑公司告上法庭。第一次起诉，因无钱交诉讼费，孙武胜被迫撤诉。以后他经过精心的准备，经过4次起诉，2002年8月，孙武胜终于拿到要了6年的工钱及利息共3.2万元。百感交集的他再次潸然泪下，不过这一次，他流的是喜悦的泪水。

　　一年多打了150场官司讨回欠款200万

　　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自学法律为自己讨回公道。孙武胜的故事一下在农民工中传开了，很多同样为讨工钱而发愁的农民工慕名而来，请求孙武胜帮他们伸张正义。

　　有个姓王的农民工，从西安某建筑公司承包到一项贴瓷砖的工程。工程结束后，建筑公司以工程不合格为由，拖欠王某和其他农民工共1.4万元的工钱，王某多次向公司索要无果。就在这时，别人向他介绍了孙武胜，结果经过孙武胜一番调查取证和庭审时熟练的辩论，法院很快判决该公司向王某支付拖欠的工钱。事后王某很佩服地对孙武胜说，我没想到打官司这么管用，看来我也得学点法律了。

　　佩服孙武胜的不仅是请他打官司的农民工。有一次，孙武胜在陕南石泉为一个被单位拖欠工资的当事人代理诉讼。孙武胜不看文件，只凭记忆就有理有据地阐述出被告对原告权益的侵害，并在被告所拖欠工资8000多元的基数上，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将原告应得的赔偿、补偿总数计算到40000多元。看到孙武胜对有关法律如此娴熟，被告目瞪口呆；主审法官也感到非常震惊，庭审结束后主动给孙武胜倒了一杯茶，向他表示敬佩。

　　从此，来自省内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民工把孙武胜当成了自己的代言人。2004年5月，他找到几位政法学院的大学生，租了办公室，成立起维权工作室，以求对更多人的帮助。然而，有了工作室，孙武胜的担子更重了。在人们口口相传之下，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他，除了农民工，“嫁城女”、工伤人员、下岗职工，乃至包工头、小型建筑企业老板，所有维权无门或者无钱维权的人都把伸张正义的希望寄托在孙武胜的身上。

　　翻开工作室厚厚的记录本，每一页都写满了孙武胜和工作室其他成员的辛勤工作：6月，孙武胜两次到汉中，义务为30多名广西民工讨要4年没能要回的工钱；7月，甘肃省包工头巩红娃因为多年来给手下数百名农民工讨薪未果，求助无门后到西安找到孙武胜，孙武胜当即与他前往兰州调查取证；8月，一桩被法院“遗忘”6年之久的案件当事人找到工作室，在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此案重新进入正常审理……据不完全统计，从2003年8月到2004年12月，孙武胜为各种弱势人群代理案件近200起，共为民工讨回应得收入200多万元。

　　不计个人名利甘为农民工受苦

　　随着孙武胜名气的增加，很多人开始担心，他会不会逐渐改变初衷，为有钱人服务。而有的律师事务所也向孙武胜暗送秋波，希望他加盟带来案源，并许以利益分成的承诺。但孙武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消除了人们的担心，他在交不起房租、付不起工作室成员基本生活费的情况下，仍然竭力支撑着为弱势群体维权的大旗。

　　2004年11月，几位求助者找到工作室，请孙武胜帮忙代理案件。他们告诉孙武胜，在此之前，他们曾请过几位律师，但因为被告势力很大，这些律师不是解除代理协议，就是退了诉讼费，不再用心代理，他们担心孙武胜会不会也在威逼利诱下妥协。孙武胜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案子，用他的话说：“我是苦出身，就得为吃苦的人说话。”案子接手后，有人打电话威胁他，也有人用金钱引诱他，但孙武胜全不为所动，他不能背叛与他共患难的弟兄，最终为民工们讨回了公道。

　　声望越来越高的孙武胜，不仅没有在帮助弱者维权的道路上动摇过，自己的生活作风也始终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一年来，他没有买一件新衣服，包还是原来在路边捡的黄色皮包，交通工具还是那辆旧自行车，皮鞋是大家“逼”着他买的，因为布鞋在雨雪天和环境恶劣的地方实在没法穿。原来的手机直到屏幕磨得看不清，按键按得没反应了，才换成朋友给的二手货，工作室的电脑也是大学生们从宿舍带来的。

　　你要问他为啥不改善一下生活条件，他会说：“工作室的房租和管理费还没交够呢！”你要问他该不该为妻子和儿女想想时，他说：“家里还有几亩果园，生活还行。”曾有家汽车公司仰慕他的名气，以赠送一辆小车为回报，请他做广告，今年也有几家面向农村市场的公司想请他做形象代言人。只要他一点头，就是几十万元的收入，但孙武胜却没有接受这些意向。他总觉得和商业沾边，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和形象，会影响农民工兄弟对他的信任。

　　孙武胜用他的良知，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一个穷困农民工太知道金钱的分量，但他曾经受过的当农民工的艰辛和屈辱，远比金钱的分量更重。他能为农民工做一点事，那是对他自己最大的安慰，为此，他至今不改初衷。

　　时代商报记者马铁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