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城市人口管理困境

　　盛刚

　　近日召开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的人员控制和城市定位成为关注焦点。该市政协委员张惟英认为外来人口的大量无序进入，使北京市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因而提出“建立人口准入制度”的建议。在户籍制度改革呼声渐涨，人口流动势不可挡的今天，张委员的“人口准入制”成为众矢之的当在情理之中。

　　其实，在道义上把张委员批得体无完肤一点也不困难，但很可能对解决现实问题无多大助益。对“准入制”仅作对与错的价值判断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所谓涉嫌歧视、违反公平正义等这类大道理，无论是张委员还是其他支持“人口准入制”的人未必不知。提出“人口准入制”的背后，既有相当的利益诉求，也彰显了现实城市面临的人口管理困境。为了城市的良性发展，必须协调好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问题不独北京有，几乎所有发展中的城市都需要面对和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北京在内的我国诸多城市在取消对外来人员歧视性政策方面都做出了努力。这种趋向既源于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的追求，也来自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放松管制给人以更多的自由，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也多多，但完全不加限制并放任自流也会在短期内导致城市人口飞速增加，使城市自身的容纳能力面临严峻考验。一个现成的例子，郑州市2001年开始施行“户籍新政”，连续几年新增人口迅猛增长，导致城市资源陡然紧张，社会矛盾激化。诸多问题的重压，迫使该市“户籍新政”于2004年8月紧急叫停。此举虽为社会和舆论颇多诟病，但迄今也未见开禁。这说明，城市人口管理的思路和办法不能脱离现实，否则，理想化的东西只能在实际操作中碰壁。

　　在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提倡以人为本、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今天，结合当下的国情，必须承认，城市人口管理工作如何既能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又能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标，确实值得认真探索。而如何在不可阻挡的人口流动热潮和资源环境日益超载的都市之间找到均衡点，我们的城市管理者的手段、智慧和能力都还远远不够。

　　实际上，“准入”并非因了张委员提出才有的，我国各类城市在人口引进和管理上的各种有形无形的门槛或多或少都有“准入”的影子。由此说来，张委员“准入制”的建议对否倒在其次，其作用在于提醒人们正视现实。在现实条件约束下，“准入制”虽然不符合社会公正，但其背后体现的利益诉求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加以妥善解决；政府也确实有必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做出详细、科学的调研，进行多方面的论证，制定尽可能合理的外来人员管理政策，同时要做到信息公开，便于人们理性选择；从体现公平的角度出发，政策的出台应以疏导而非限制为主导，哪怕有些歧视性政策可能暂时无法废除，但至少不应再强化这种政策，更不应制定新的歧视性政策。而事实上，如果政府在调整城市功能与布局方面做得更扎实更科学些，在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上做得更尽心更亲民些，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助于缓解当下城市面临的人口管理困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