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富了吗

　　“我们富了吗？”我觉得：“我们是富了。”

　　看着大酒店里食客们动辄数千数万一桌酒席，几乎未动的珍馐佳肴整盘整盘倒掉，我想：我们是富了！

　　看着商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堆积如山，眼花缭乱的名牌目不暇接，我想：我们是富了！

　　看着宽阔的马路上首尾相接，形形色色的私家车似过江之鲫，我想：我们是富了！

　　看着城市里一幢又一幢拔地耸起的“豪宅”、“高档”住宅区，我想：我们是富了！

　　我们富了！我曾经确信无疑。然而，我的这一“确信”，还是动摇了。一个偶然的场合，我收到了一本赠书：《走近贫困母亲》———中国“幸福工程”西部行纪实。

　　对于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来说，书中的事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书中图文并茂的叙述，作者饱含深情的倾诉，又让人不能不相信，那就是真的。

　　书中写到，巴青才仁家是青海玉树县结隆乡一户牧民，住在12平方米的“冬窝子”（牧民用土坯垒就的冬季御寒的住所）里。“冬窝子”门矮矮的，人弯了腰才能进去。“家”里破破烂烂，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甚至连张床都没有。结隆乡海拔4700米，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二十五六摄氏度，但巴青才仁一家就睡在阴冷的泥地上。巴青才仁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一个人支撑着全家，因为没钱买酥油，只能吃水和的糌粑。虽然巴青才仁骨瘦如柴，才是一个12岁的小姑娘，但她已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力，更不幸的是她9岁开始腹疼，并且越来越严重，经常彻夜难眠，即使这样，黎明后，她还得照样去劳作。因为没有钱去医院，疼的时候她就用手臂顶着，煎熬着，人都变了样。

　　像巴青才仁家这样的贫困户，占结隆乡人口总数的50%。有的贫困户几乎没有分文收入，只能靠政府救济。

　　书中写到陇南山区北部的礼县，这是秦始皇的家乡，古风依稀，古韵犹存。然而，礼县由于人口多，自然条件差，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全县51万多人，竟还有17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财政靠补贴，花钱靠救济，是贫困县。

　　礼县的韩虎罗，44岁，没读过书。她现在有了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因为穷也都没有上学。她家仅有1.3亩地。这1亩3分地离家太远，走路得有两个多小时，难以照管，结果地里的土便被人一偷再偷，土层遭到严重破坏，岩石裸露，一年下来，弄好了才收获百把公斤粮食，全家人一两个月就会吃光。

　　在一般人的脑子里，不管怎样，村长总是一个富户。甘肃省宕昌县车拉乡茹树村村长，比别人家富的地方，就是家有两只木柜子，墙壁和屋顶用旧报纸裱糊过。为了招待“上面来的人”，这个村长把客人请到家里，吃了顿面片。面片是用清水煮的，里面胡乱放了些土豆片、酸菜，没一点油星。既然“富户”的村长是如此光景，这个小山村也就有了这样一些数字：2000年，妇女齐二女家，4口人，人均收入100元，人均占有口粮85公斤；妇女何红菊家，6口人，人均收入95元，人均占有口粮75公斤；妇女马尕红家，3口人，人均收入100元，人均占有口粮100公斤；妇女郭苏娥家，5口人，人均占有口粮60公斤；妇女苏虎菊家，人均收入80元，人均占有口粮130公斤；妇女范董代秀，63岁，一生生了5个孩子，只活了1个，全家3口人，人均收入50元，人均占有口粮85公斤……

　　《走近贫困母亲》的作者叫于全兴，一名摄影记者，书是他的“奉命之作”。2001年，他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委派，只身前往中国西部地区，采访贫困母亲们的生存现状和接受“幸福工程”救助的情况。历经一年，行程5万余公里，足迹遍布了青海、甘肃、宁夏、贵州、云南、重庆、四川、陕西、内蒙古等中国西部的9个省市，34个贫困县，85个乡镇，106个村寨，采访了301位贫困母亲。书中一张张照片，都是一个个贫困母亲生存现状的真实记载。书中关于母亲们的一段段记述，让人们看到了，有那么多的母亲，还挣扎在生存线上，为温饱发愁。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人来说，只能惊叹现代交通工具的先进和神奇，仅仅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行程距离，竟就把人分隔在两个如此决然不同的世界里。

　　其实，冷静想想，这完全用不着奇怪。贫穷本来离我们就不远。

　　《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8日一篇报道曾经提到，宁夏灵武市的农村“低保”水平是：每人每年分别为20元、30元、50元。20元就是一年的低保水平，你相信吗？但，这就是事实。

　　2004年12月19日《文汇报》曾经报道，对我们国家来说，“关注困难群体、保护贫困阶层权益的任务仍然艰巨。我国现行的绝对贫困标准为食物需求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占80%左右，而国际标准为60%，若按联合国每天生活费1美元为标准，则我国还有1亿人口处在贫困线下。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标准有绝对贫困和低收入贫困两个标准。2003年绝对贫困标准是年人均纯收入637元以下，低收入贫困标准是年人均纯收入在637元到882元之间。2003年底，我国绝对贫困人口为2900万，低收入贫困人口近6000万，加上城市低保人口2000万，总数仍为1.1亿。世界银行发表的《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深刻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遏制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公平和减少贫困人口。”

　　现在的问题是，城乡差距扩大，穷的太穷了。

　　在2003年12月27日举行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六届新年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发布了一组数字：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联产承包制改革，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比为2.6:1，1985年降到了1.9：1。但以后情况逆转，1994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了2.9：1。从1995年到2002年，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1：1，估计2004可能会扩大到3.3—3.5：1，总之又创造了一个令人关注和担忧的新高。

　　我们富了吗？我们是富了。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那些尚未脱贫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