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请辞背后的尴尬与希望

　　据1月30日新华社报道,在近日召开的安徽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安徽省人大常委高明伦提出辞职申请，请求辞去省人大常委职务，其理由一是科研管理工作繁重，二是感觉自己法律知识有限，不适合参与立法。由高明伦的请辞，笔者联想到前不久广东省人大代表王泽华辞去人大代表一事。王的辞职理由更简单：妻子生病在家，需要有人照顾。

　　高明伦和王泽华两人提出辞职(高明伦请辞的是省人大常委职务，为叙述方便，恕不做严格区分)，共同的原因可概括为，他们担心自己不能把更多精力集中用于履行职责。“如果越做越差，干脆不做”，作为人大代表具有如此清醒的自觉意识，令人感佩。

　　面对高明伦和王泽华的“自觉”，人们自然会反过来推想另一种情形：有没有人大代表不那么“自觉”，明知自己不称职，却仍然煞有介事地照当不误呢？高明伦对此没说什么，而享有“议案大王”之美誉的王泽华对此则有十分精彩的描述：有的代表竟然五年没说过话，他们大约占代表总数的30%～40%；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代表忙于社交活动，利用开人代会接触领导，把人大当成了企业家的联谊场所。这些最应该辞职的人却在人大代表席位上泰然自若岿然不动，或许也是原本无需急流勇退的高明伦和王泽华毅然请辞的另一个原因。

　　人大代表主要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沉重的责任。如果说世界上有人是“特殊材料铸成”，那么中国的人大代表当属于首选。他们的特殊身份决定了，第一，不是任何人都能承担代表的责任和压力，应选举那些既有能力也有热情的人担任代表；第二，代表应有完善的退出机制，凡不称职的代表，无论是主观上的心不在焉，还是客观上的力不从心，都不能再干下去。

　　近两年来，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中出现了一批自荐参选人，有的顺利甚至高票当选，这是一个可喜的新现象，与高明伦、王泽华的主动请辞可谓异曲同工，都表明人大代表的自觉意识和身份意识在大大增强。一个人的代表身份如来得太容易，或根本就是“赶鸭子上架”的结果，那么他几乎不可能珍视自己的身份与权力。

　　依笔者看，一个真正的人大代表，代表应是他的“职业身份”，企业家、教师、新闻记者、工人等反而是他的“业余身份”。中国的人大代表虽然还不能做到职业化，但不能没有职业意识。

　　事实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新增加了一批具有法律或经济知识背景、专门从事立法调研与法案审议工作的专职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律师代表也比上一届有所增加，“天生就应该是立法者”的律师将在立法机关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代表的专职化和专业化色彩正在逐渐强化。可以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人大代表真正把代表人民参政议政当成了自己的主业、职业，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将大为增强。

　　高明伦和王泽华请辞显示了某种尴尬，但今后像高明伦和王泽华具有高度“职业意识”的人大代表将越来越多，从中我们又看到了许多希望。

　　【来源：大河报；作者：潘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