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化？听听朱自清怎么说

　　网友：王梅军

　　对于教育产业化，鄙人一直如鲠在喉，却总苦于找不到好的“卖点”。近日，与一位好友谈及此话题，他向我推荐了朱自清先生的一篇文章，并问：如今办学是不是如同开商店一样？

　　带着好友的提问，我虔诚地拜读了朱自清先生写于1924年的《教育的信仰》一文。朱自清先生在文中指出：无论是办学校、做校长的、教师的，都应当把教育看成是目的，而不应当当作手段。如果把教育当作手段，其目的不外乎名和利。他认为，学校一旦成了“学店”，教育就成了“跛的教育”，而“跛的教育是不能远行的，正如跛的人不能远行一样”。读罢此文，在佩服朱自清先生的真知灼见之余，我想我们更应该陷入深思和拷问：我们的学校离“学店”还有多远？

　　“教育产业化”误导了学校社会化，催生了教育乱收费，成了教育乱收费的“挡箭牌”，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整个过程都充满了“铜臭味”。

　　小学、初中是义务教育阶段，毕竟有所顾忌，就美其名曰：家长有供孩子读书的义务。采取提供“额外有偿服务”的方式收费，“寄宿制”、“实验班”、“特长班”等等，各种形式是层出不穷，并且有偿服务的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形成席卷全国几乎所有中小学校必不可少的正常教学的补充。

　　高中阶段就不用说了，更加巨额的教育乱收费项目来自形形色色的“择校费”、“借读费”、“赞助费”等等，甚至于明码标价，低于分数线1分多少钱。如吉林省长春市2004年高中“择校费”标准，一类高中是18000元，二类高中是15000元，位于农村各乡镇的高中也不同程度地收取“择校费”，一般在3000元左右。

　　高校的收费则更是一大块“肥肉”，逐年攀升，增长速度之惊人，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根据调查数据表明：目前的大学一年的学费一般在5000元到10000元不等，比起1989年,增加了25-5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扣除价格因素的增长2.3倍，大学学费的涨幅几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教育产业化”还成为某些地方官员减少教育投入的“理论依据”。地方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经费实行差额拨款，学校自筹教育经费部分的比例越来越大，而且学校教育经费差额的缺口日益“固化”，学校增设收费项目向家长要钱更加理直气壮。更甚者一些地方政府不但把教育乱收费作为补充教育经费不足的手段，还当作补充当地财政资金缺口的手段。

　　教育是一种公益事业，各级政府应该克服困难加大投入，不应该靠收费来维系，不应该以收费来发展教育，更不应该以追逐赢利为目的。而实际呢，国家的投入只是杯水车薪，还有不少地方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是在逐步下降。虽然我们不能否定教育收费的确对财政投入不足进行了有益的补充，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问题的严重危害。

　　正是随着高校教育收费制度的实行，各种不合理的教育收费应运而生。与日俱增的收费，成为了老百姓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以及城市贫困人口中，相当一部分困难学生上学难的问题日渐突出，往往是“一个孩子上大学，全家遭罪”，导致了“三个重劳力，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也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因教致贫”，也就有了“供孩子上学就像一场赌博”之说。“因教至贫”现象的产生，与当今一些学校惟利是图的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还有，学校本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可是商店里经销假冒伪劣商品的状况在教育领域也出现了。学校追求利益最大化，不仅学费不断看涨，而且还不停地进行扩招，不分良莠。一手交钱一手发录取通知书，学校“人满为患”，学生处于“放羊”状态，出现一个导师带二十多个研究生的现象，也就有了名校研究生的自述：“读了3年研究生，没有上过1次小课”，学校成了“批发”文凭的场所。而对于学习的成果，人们更是急功近利，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各种考试中总是“枪手林立”，泄题事件不断出现，假文凭更是“泛滥成灾”。

　　虽然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曾表示，教育部是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各级政府制定教育和经济政策应避免用教育产业化的概念，不能以教育产业化的思想来指导教育，更不能把发展教育作为政府创收、摆脱财政困难的手段，并且教育部2005年将认真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面推行“一费制”的收费办法，进一步规范高中招收“择校生”的“三限”制度，继续稳定高校收费标准，规范高校收费行为。但是在名利的诱惑下，势必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讨巧之举。这种空口无凭的“表示”和毫无保障措施的“决心”，则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面对学校变成“学店”的忧患，鄙人只是一介草民，人微言轻，那就好好听一听朱自清先生那振聋发聩的呐喊吧，相信会有所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