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个城市面临缺血

　　中国多个城市面临缺血献血优惠难以落实阻碍免费献血新闻提示

　　【本报讯】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虽然尚不能说存在全国性的血荒，但去年下半年全国多个大城市出现的血液短缺，却让人们为目前的血液保障安全担忧。目前，尚无权威的数据显示血液紧张在全国有多大面积，因此，仅能从一些数据推算出概貌。

　　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了一个国家人均用血的适度安全标准应该在8毫升左右。据中国输血协会秘书长单藕琦提供的数据，中国内地平均才达到2.5毫升，北京4.6毫升，上海5.6毫升。单藕琦还算过一笔账，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如果仅以12亿人口计算的话，9600吨血液对中国来说才是一个安全合理的年采血量。而中国目前一年的实际用血量仅在3000吨左右。缺血事件北京20年首遇血液偏型

　　“那一天确实紧张，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一共给我们送了五次血，其中有四次是专门为了一个AB血型病人的肝移植手术的。”北京海军总医院输血科主任林圆边翻看2004年12月16日的记录边回忆说。

　　AB型血的人在普通人群中所占比例只有10%，海军总医院每天AB型血的储备量不足10袋(200毫升/每袋)。据林圆介绍，接受手术的病人“身体状况很差，贫血厉害，血小板也低”，手术中需要大量的输血。而在同一天，向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请求AB型血紧急支援的，还有积水潭医院和友谊医院。

　　对此，北京血液中心的解释为“不是血荒”。“血荒”是指四大血型(A型、B型、

　　AB型、O型)同时紧张、同时短缺的情况。

　　而这次几家医院突然同时在某一血型上加大使用量，造成的只是该血型的“偏型”。尽管如此，这次“偏型”仍被认为是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20多年来首次遇到。天津：外地人被限制用血

　　在天津市血液病研究所，病人家属们称，由于外地献血证在天津不被承认，要想买到平价血液，在天津治疗的外地人不得不把远在外地的直系亲属接到天津市献血；按规定在五年内能享受原献血量一至五倍的免费用血，而“能得到一次一倍的免费用血就不错了”；注明“终身有效”的献血证，在最紧张的时候有效期竟然只有十天。

　　他们说，为了得到给亲人救命的血，血液病研究所的很多病人家属都被迫买过献血证，“血贩子原来倒腾血，现在直接倒腾献血证了。AB型的献血证最贵的时候卖过1000元。”

　　天津市卫生系统内部的一位人士承认，这些不合理的甚至违法现象的确存在，其大背景确实是天津市血液的紧张状况。缺血反思献血优惠难以完全落实

　　上海市在鼓励无偿献血方面也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献血者献血之后会免费获得一张福利彩票，并有机会抽中一辆轿车。然而实际上这种激励的效果并没有达到，而那些真正想奉献爱心的献血者又觉得很尴尬。

　　虽然各省市在地方献血条例中都规定了类似“无偿献血的公民5年内免费使用献血量5倍的血液；5年之后免费使用献血量等量的血液”和“无偿献血公民的配偶和直系亲属5年内免费使用献血量等量的血液”等鼓励政策，但在真正需要输血的时候，献血者其实很难享受到这些优惠。

　　比如在北京市，享受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的献血者和家属，他们用血费用还是按照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的规定报销，与没参加无偿献血的人没有任何区别；在天津和广州，用血紧张时，外地无偿献血者凭献血证不但得不到免费血，还要交纳平价血费3倍的用血互助金。

　　献血，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显然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也不能全然仰仗对道德的期许，而应该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互助互惠的机制。缺血分析计划指标耽搁无偿献血

　　本来想通过计划指标这样有组织地保障献血工作，没想到越走越把这个道路给堵上了。中国输血协会秘书长单藕琦如是说。她参与了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释义》的编写工作。

　　单藕琦说，其实当年行业内部人士都主张快刀斩乱麻，干脆一点，将无偿献血制度一步推行到位，但政府部门官员担心，以当时我国的经济水平和公民的文化素质，如果一刀切断义务献血，完全实行全民自愿无偿，一旦出现血荒，局面将难以控制。他们建议有一个两条腿走路的过渡时期。

　　其实这个过渡的作用并没有起到，天津市卫生局副局长田惠光说，从指标献血到无偿献血的模式转变，早晚都得转，不转不行，晚转不如早转。天津是转晚了。

　　相对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在供血方面的紧张状况，深圳市已经连续六年实现临床用血100%来自市民街头无偿献血。深圳市血液中心主任周一炎总结深圳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深圳一天也没有实行过计划指标献血，内地过去的计划指标献血误导了献血工作。

　　一方面，与计划指标献血相生相伴的单位高额补贴和休假补偿，使得献血者把自己的血液估价很高的同时，又使人们对献血产生误解，误以为献血一定会损害身体，需要休息补养，于是献血积极性不高，甚至拒绝无偿献血。

　　另一方面，负责下达行政性计划献血指标和负责进行无偿献血宣传的，同为隶属卫生局的献血办公室。计划献血指标下达的方便性，使得相关部门缺乏改变现状的动力。对行政手段的过分依赖，使得相关部门将精力投在了指标的落实上，而耽误了应当在过渡时期实现的对无偿献血的有效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