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野牦牛队

　　藏族人大多信奉藏传佛教，他们相信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的手安排着每个人的命运。幸运的是，那只无形的手也同样眷顾了我，让从未上过高原的我结识了一群坚毅，沧桑的康巴汉子。

　　十月的一个中午，刚刚做完一期节目，正准备好好休息一下。领导问我，有一个选题，你有没有空，是关于野牦牛队的。然后，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就这样，我拎上摄象机出发了。

　　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想法，甚至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去拍摄，只是对传说中的野牦牛队充满了好奇。

　　那天，他们要去北京广播学院（现在叫中国传媒大学）参加活动，我们见面的地点自然就约在大学门口。

　　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电视工作者，居然不知道中国传媒领域的最高学府有好几个大门，当然要受到一定的惩罚。当我一头大汗从北门跑到西门，再绕到南门，已经迟到了十几分钟。

　　三个面色黝黑的汉子憨厚得冲我微笑着，没事，看你这一头汗。

　　他们自我介绍是谢周，宫保扎西和仪嘉。我说，我叫刘栋。没想到，他们一下子抛开了刚见面的拘谨，拉着我的手开心的笑着，彼此间用藏语快速交谈着。我有些发晕。扎西说，我也叫刘栋，电影中的刘栋就是以我为原形的。我更晕了。

　　后来才知道，陆川拍摄的电影《可可西里》中，有一名野牦牛队员也叫刘栋，他是一个司机，而扎西是队中驾驶技术最好的成员，所以他自己对号入座，认为那个刘栋就是以他为原形创造的。

　　因为我的名字，他们很快就接纳了我，好象我们一直就是老朋友一样，后面的采访非常顺利，没有一点隔阂，更像是老朋友叙旧。

　　也许，那只无形的手在我们还没见面时就开始眷顾我了。

　　刚开始拍摄，我希望把他们的传奇性表现出来，他们也很配合，给我讲了好多追捕盗猎分子的精彩故事，但随着了解的深入，我渐渐觉得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

　　在与某高校学生的见面会上，大家都希望听到队员们的歌声，然而，仪嘉却突然流下了眼泪，他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用有些生硬的汉语说到，索书记死了，扎书记也死了，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原本热闹的会场安静下来，大家都想知道这眼泪意味着什么，因为，单纯因为思念是不大可能让这些饱经风霜的藏族汉子们泪流满面的。

　　可惜，主持人转变了话题，也许，在他看来，这样一个热闹的场面是不适宜谈论某些内容的。

　　而我，却发现了新的采访方向。

　　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有必要再熟悉一下野牦牛队的历史。

　　可可西里，蒙语意为“美丽的少女”，位于青海、西藏、新疆三省交界处，总面积达8.3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高度在4800米以上，被誉为“世界第三极”，年平均气温在-4℃度以下。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无人区，也是最后一块保留着原始状态的自然之地。

　　可可西里是野生动物的天堂。生活着野牦牛、藏羚羊、野驴等230多种野生动物。

　　其中，藏羚羊被称为“可可西里的骄傲”，是我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是，由于用藏羚羊绒制成的一种叫“沙图什”披肩在欧美市场上，可以卖到17000美元的高价。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藏羚羊遭受到疯狂猎杀，存活数量急剧减少。

　　为保护藏羚羊，保护可可西里的自然环境，1992年，当地政府成立了青海省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简称西部工委，藏族干部杰桑-索南达杰任党委书记。他在去可可西里时说了一句话：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很难引起社会的重视的，如果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前面。没想到，他竟然用生命来验证了这一句话。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在执行巡山任务时，孤身面对18名盗猎分子，在枪战中壮烈牺牲。

　　1995年，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多杰主动辞去玉树州人大法制委副主任的职务，来到可可西里，重新组建西部工委。并以治多县为基地，招募了以复员军人为主力的巡山队员，称为“野牦牛”队。

　　在扎巴多杰的带领下，野牦牛队在可可西里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严厉打击了曾经猖獗一时的盗猎活动，多次受到青海省，原国家林业部的表彰。

　　1998年11月8日，扎巴多杰意外去世。第二年，中国政府正式成立“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并于2000年底做出决定，撤消治多县西部工委，治多西部工委人员归并到管理局，使可可西里的保护管理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

　　了解到一些资料之后，我对野牦牛队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来北京的目的说起来是宣传环保，其实，他们是生活无着，来北京寻求帮助的。为了来北京，他们每人借了两千元钱，住在每晚十元的小旅社里（在北京，这样价格的旅社真不知他们是怎样找到的），每顿饭只吃三块钱的盒饭或者拉面。

　　幸好当年他们结识了很多环保志愿者和媒体记者，这些人还记得当年的野牦牛队，并给予了他们无私的帮助。

　　但我想，这些帮助更多的属于精神上的支持，而对于野牦牛队实际上的困难可能并没有太大作用。

　　在京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野牦牛队分批返回青海。回去的路费还是梁从诫老先生号召自然之友和其他环保人士募捐的。

　　临走时，一名队员告诉我，这次北京之行收获很多，所到之处满是掌声和鲜花，但他们的现状没有丝毫改变，回去后还是生活困难，对未来一片茫然。

　　当时，我就决定，一定要去趟青海，去可可西里，去他们工作的地方，去他们家里看看，他们的生活到底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