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市长”是个假设　公共资源矛盾是个真问题

　　社论

　　岁末的东莞，兴起了一场全城参与的“命题作文”——《假如我是市长》。这个开放式的命题，由市长提议，由本报发起驱动，由众多东莞市民参与，理性而有创见地表达意见，并最终由市长加以回应。其间，媒体尽桥梁之责，市民尽肺腑之言，政府则得以真实地了解社情民意、吸纳民间智慧，创造出的三方互动令人瞩目(详见本报珠三角新闻系列报道)。

　　然而，它的价值更在于讨论内容中体现出的一项重大共同关注——如东莞这类外来人口集中的城市，当如何实现公共资源的公正分配。

　　在“假如我是市长”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市民们对于城市资源的权利主张正在高涨具化：囿于体制设计，占常住人口绝大多数的外来人员难以分享城市的公共政治资源；城市的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产品，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不能适应城市人口结构的需求；囿于户籍框架，社会管理资源短缺，高效运转困难重重……所有压力的指向，都是公共资源的总体短缺与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矛盾。

　　这两大问题，在许多城市中存在，而东莞由于特有的经济模式，外来人口已是户籍人口的三至四倍，相关问题显然更加突出，更具现实的紧迫性。这是这一场大讨论参与者众而种种建言献策指向性强的大背景。

　　城市公共资源存在的种种问题，其实是一个市场化进程中人员流动加速、需求规模增长跟我国的城市管理框架却仍然停留于计划时代之间的矛盾体现。城市的公共资源不按需分配，而按户籍分配，不视实际情况有伸缩弹性，而是滞留于刚性的配给制——当年人口自然增长到超负荷时，只好通过发动青年上山下乡来减轻城市压力。这种陈旧的管理模式，显然已很不适应现在的城市化进程。以东莞为代表的这类城市，公共资源的配置更是忽视了外来人口的实际规模，制约了城市公共资源配置的总量，从而成为束缚城市再发展的一道重要瓶颈。

　　解决途径似乎总在“讨论”之中，然而，问题已日渐清晰，尤以资源结构性矛盾最为明显。由于不被纳入城市框架，外来人口在城市公共资源的占有与使用上便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尤其在东莞这个特殊个案中，外来人口占绝大多数，公共资源的配置因此出现了一个绝对倒置的状态。在此次东莞的“命题作文”中，我们已然看到，这种倒置已经积聚起一定的社会压力。外来人口中的大部分，在讲求效率的一次分配中，未享受到发展成果——近十年来，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薪基本未曾随物价上涨而添筹加码，在讲求公平的二次分配中，他们更是尽处下风——由于不具有当地户籍，相关的社会福利安排也鲜有照顾到他们的时候；而另一部分，无论是“新移民”，还是“打工仔”，都积累起了财富，拥有了社会地位，公民意识上升，开始有了参与城市管理、分享社会公共资源的明确诉求与主张。此时对社会公共资源若仍不加以梳理和优化配置，则极容易造成以户籍为壑而争夺资源的两极，城市化越持续，资源短缺和结构性矛盾越尖锐，则双方对资源的争夺就愈激烈。任其发展，整体社会便要与和谐状态愈行愈远。

　　科学的发展观不仅要求我们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也要求有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城市公共资源不合理的问题，是一种旧体制与新现实的冲突。东莞作为其中的一个典型城市，呈现出问题已经涉及的广度和触及的深度，因此解决东莞问题，不但有利于这个城市寻求突围路径，保障其经济转型，而且也可以为急剧城市化的中国，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板个案。

　　而发动“假如我是市长”这样的大讨论，本身亦可谓舒缓这一社会压力的一种尝试：它通过意见表达和权利主张，完成了公共资源中话语权的一次调整性分配，部分地舒减了社会压力。然而，仅仅如此还是远远不够的，权利主张的话语权，仅仅只是城市公共资源中的极小一部分，如何为东莞城市“松绑”，如何解决城市化过程中人口与资源配置的失衡，我们不能再只局限于讨论研究，还请快马加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