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读书。虽谈不上什么“破万卷”的书痴，但从书中获取的知识和乐趣是难以用文字来形容的。然而，在我一生中却又经历过一场书的劫难，它给我精神上的刺激，至今难以平复。
那是在“文革”的第三个年头。1968年10月8日傍晚，天空正飘洒着秋雨，那雨下得不大，似下非下，似停又不停，弄得人心烦躁、唏嘘嗟叹。突然，一辆汽车开进剧院大院，十几个年轻人手持枪械，一边向空中鸣枪一边冲进大楼。宁静的楼内顷刻像炸了窝似的乱了起来。剧院的人们都被轰了出来跪在楼厅的水泥地上。这时一个戴着墨镜、腰别手枪的人高声叫道：“大伙听着，我们是××战斗队的，今天要占这座大楼，限你们明天早8点前统统搬出大楼！”一声令下，谁敢违抗？大家赶紧跑回室内收拾东西。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把一部分东西搬走。当我再次回来取我的书刊和部分剩余东西时，这些“客人”们奇迹般地消失了。我试探着走进楼内，呵，那景象真令人心寒；所有的住室都大敞四开，几家主人不在的屋子也被撬了锁。申芸家无人，但她屋内箱子被打开，橱柜被推倒，可谓一片狼藉。她爱人、著名作家徐光耀的藏书在楼内是最多的，但那些书已凌乱不堪撒满屋地，许多装饰漂亮的封面上印着肮脏的脚印。我三步两步跑进图书馆，立刻惊呆了，那里更是惨不忍睹：被撒扯的书籍随处可见，原来那些贵重的书如《六十种曲》、《鲁迅全集》等已七零八落、残缺不全。许多剧照被撕成碎片或烧成灰烬。在一幅《雷雨》的放大照片上竟压着一摊屎……我再也不忍看下去，赶紧拉着东西离开剧院。
说来真是祸不单行，关于书的悲剧还要继续讲下去，仅仅过了三天，我们接到命令：“全体同志速到××学习班报到！”不去吧，这是命令，去吧，这些东西怎么办？尤其那几箱子书，不可能把它们带走。我望着那些书，搔首蹙额、思忖良久，只觉愁云满面，叹息不已。原想暂存朋友家，可在这动乱年月，谁敢为我储藏这些书？说不定会给人家引来祸端。我冥思苦想、多方斟酌，最后下决心一卖了之。第二天，我借了辆三轮车，除了《毛选》（四卷），将所有书刊运至废品站，以三分钱一斤的旧书本价共卖了98元。这些保存了几十年的书刊，尤其像《文艺报》、《戏剧报》等从创刊号起一本不少的刊物都忍痛卖掉，委实让我心摧欲碎，郁悒痛心。当我蹬着三轮离开废品站时，拼命眨着眼睛，却终未能阻止那夺眶而出的泪水。
岁月流逝，转眼已过37年。这场亲历的书的悲剧给予我心灵的创伤，实难泯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