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何以知易行难？

　　中新网2月4日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最新一期《财经》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单纯依靠提高投资率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基本走到尽头。这种模式所能产生的增长潜力即使尚未枯竭，也已是强弩之末；如果不能及时改变，增长的放慢将不可避免。然而，单纯依赖投资的增长是有极限的。

　　文章指出，国际经验证明，单纯依靠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不具备可持续性，投资率或迟或早总要降下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投资率远远低于亚洲国家，如美国的投资率常年稳定在15%左右。显见，可持续增长靠的不是投资，而是技术进步。投资率在理论上不可能超过100%，从中国和国际上的经验看，实际的上限似乎在40%左右。有人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还可以持续20年，那么如果根据历史数据进行外推，这意味着投资率要超过50%。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经济可以承受如此之高的投资率。

　　文章提到，针对传统增长模式的问题，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不应单纯地追求数量，而要重视增长的质量；要从追求速度转变为追求效益；要从依靠资源投入，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要从生产能力的投资，转变为研发投资。新增长模式的要义是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不是资源使用数量的增加。

　　文章称，尽管历届政府无一不强调转变增长模式的重要性，甚至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有关于“外延式”和“内涵式”增长的讨论。新增长模式的难产反映了传统模式的顽固，而传统模式的经久不衰，又在于它深厚的制度根基。只要这个制度基础存在一天，中国经济就摆脱不了单纯追求速度的取向，就只能是拼投资，拼资源消耗，增长模式的转变也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政府对社会投资活动的决定性影响表现在投资周期与政府换届的重合上。

　　文章指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的薄弱导致中国企业短期扩张的强烈冲动，而长期投资尤其是研发投资明显不足。新产品、新技术发明不久就被仿造，低价伪冒品泛滥，企业无法回收研发投资，因此失去创新的动力。中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也制约了研发的开展，从事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的企业得不到风险基金和创业基金的支持，这些基金至今既无法律地位，又因法人股的不流通而丧失了主要的退出渠道。

　　文章还指出，认清了传统增长模式的制度基础，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需要逐步退出投资和融资领域。在投资主体方面，要降低国有企业在商业性投资中的比重；除了公用事业，政府不再作为投资项目的策划人、发起人、融资者和负责人。至于投资立项，政府应只管环保、安全等社会指标，取消其它所有形式的行政审批和市场准入限制。

　　文章提到，就融资体系中的改革而言，需要解除对资金价格的管制，推动利率市场化，继续提高基准利率；停止对股市的政策干预，改变股本资金成本实际近乎于零的不正常现象。让市场决定价格，让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抑制过度投资。金融机构改革的重点无疑是银行，银行要成为以赢利为目标的、独立的金融企业，根据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收益而不是政府的意图发放贷款，由此形成对政府或者企业扩张冲动的有效制约。此外，还需要抓紧进行风险、创业等股本投资基金的立法，并尽快实现法人股的流通，创造退出渠道。

　　文章着重指出，铲除传统增长模式不断复制的制度基础，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退出经济、退出市场，集中精力推动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惟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