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的生成与控制

　　陆高峰（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要：谣言是舆论的畸形儿，通常伴随环境危机而产生，有严重的负功能。本文着重论述了谣言的生成与控制，并对“非典”期间谣言现象进行剖析，总结了“非典”谣言控制听经验与不足。

　　关键词：谣言 生成 控制

　　莎士比亚曾为谣言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谣言是一支凭着推测、猜疑和臆度吹响的笛子。”谣言作为一种负功能的传播活动，在新技术给信息交流和新闻传播带来新的活力之际，无疑也给谣言的扩散提供了便利。每当社会出现动荡，环境发生突变的时候，谣言这支妖笛又总要吹出一些荒诞的噪音，而且总比平静时期更加兴风作浪，更为变本加厉。在“非典”肆虏时期，放鞭炮驱“非典”的谣言在短短数日便飞传十四个省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认识谣言

　　在中国古代，“谣”具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诗·园有桃》里有“我歌且谣”的记载。这种意义上的“谣”，具有民间性、自由性、随意性的特点。二是指没有根据的传闻或凭空捏造的假话。这是第一种意义的引申。“谣言”二字连用，见于《后汉书·杜诗传》中的“诗守南楚，民作谣言”。①

　　《韦伯斯特英文大字典》把谣言解释为，“是一种缺乏真实真实根据，或未经证实，公众一时难以辨别真伪的闲话、传闻或舆论。”刘建明教授认为“谣言作为舆论出现，是众人传播虚假事件的行为，但多数传播者并不认为它是假的。因此它和谎言不一样，说谎者意识到说的是假话，一个人或少数人造谣生事仅仅是谎言。可见谣言是指众人无根之言的传播，又称谣诼、流言、谣传等”②

　　谣言生成的原因

　　陈力丹研究员在他的《舆论学》中更多地使用了流言这一概念。他认为，“流言是公众应付社会生活的一种应激状态，是公众解决疑难问题的不得已形式。鉴于此，应当把流言视为公众在特殊的社会状况下，表达的意见或情绪倾向。”他还综合我国社会心理学家沙莲香和国外研究流言的权威学者希布塔尼的观点，把这种产生流言的“特殊的社会状况”概括为四种：“第一，社会秩序遭到人为力量的较大破坏，从而出现社会危机；第二，社会表层与社会深层（基层，下层）之间严重脱节，社会深层群体替代社会表层组织的基本功能之时；第三，人们的信息需求大于体制性渠道的消息供给，或者为适应环境必须的信息无法及时获得；第四，公众所处的较大群体，特别是无组织群体，或者一定的社会空间环境，存在较大的刺激性因素。”③

　　在“非典”疫情严峻时期，社会上一时谣言四起，特别是“初生婴儿开口说话”，短短几天时间便飞传江苏、安徽、山西等十四个省份。除此之外，还有无数局部性的谣言在北京、广东等地广为传播。综观这些“非典”谣言生成的原因，结合陈力丹等学者的分析以及“非典”谣言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笔者认为谣言的成因有以下几点：

　　（1）谣言产生的直接原因——环境危机酶促反应

　　谣言的产生和人们的危机状态分不开，每一次大的社会动荡，都会引起广大社会成员的危机感，从而出现大量谣言。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在他们的《盅惑心理学》一书中，就列举了二战期间发生在美国的大量谣言，并且发现，越是与美国人有利害关系并又暧昧不清的事情上谣言越多。此次“非典”期间，国内涉“非”省份谣言四起，再次印证谣言的生成与环境危机之间的密切关系。

　　（2）谣言生成的媒介原因——公信力的缺失与“知沟”的扩大

　　正如刘建明所言，“大道消息不畅，小道消息必然兴风作浪”。当体制性渠道的信息供给不能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公众必然会寻找并选择民间的信息渠道，这就给谣言的兴风作浪提供了契机。由于信息具有能够消除人们不确定性的特点，愈是出现环境危机，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和依赖愈是强烈和迫切。这就又给谣言的盛行和流传提供了动力。

　　非典期间谣言盛行与媒体的公信力缺失有很大的关系。长期以来，不少媒体不是从受众信息需求出发，而是以上级的宣传需要出发，一些受众关心的信息是能藏的藏能压的压，而受众不太关心的事却肆意渲染。在广东省发生“非典”早期，由于主流媒体不作报道，就造成了一时网络、短信、言谈中谣言四起的局面。后来虽然媒体每天发布疫情报告，但仍出现了“初生男婴开口说话”的谣言“4天飞传14省”的局面，这与一些媒体长期形成的公信力不高有很大关系。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教授主持的“五大城市非典舆情调查”显示：在问到“你相信官方每天公布的非典疫情报道和有关数字吗？”时，只有46%的人回答“相信”，其余64%的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怀疑，明确表示自己“不太相信”“不相信”“拿不准”的人占到了三成；在问到：“你对关于非典的宣传报道满意吗？”时，也只有43%的人回答“满意”；在问及“在非典流行时期，官方正规报道和小道消息你更相信哪一个？”时竟有近两成的市民“不知道信谁的”。（以上资料见《周末》2003年5月16日）这说明媒介公信力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

　　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等人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曾提出一种假说，即“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来越有扩大的趋势”，这便是著名的“知沟”理论。这次“非典”谣言在农村比在城市更为盛行更为凶猛，与城市和农村在获取信息方面的“知沟”扩大不无关系。

　　据江苏农调队对1490个农村居民家庭进行的快速调查显示，在对预防救治“非典”知识了解程度调查中，回答“很了解”的不到20%。而湖南省卫生厅公布的数据也表明，农村“非典”防治知识了解度仅为36.2%。（资料来源：《南方周末》2003年5月15日）。加之农村医疗和卫生设施的落后，医学基本常识的匮乏，使农民对于“非典”这种“神秘现象”只能以神秘的方式来解释和应对。

　　（3）谣言产生的深层原因——公众恐慌心理的渲泄

　　刘建明认为，“环境的变动一但具有危机性，对人们的感受是坏事多于好事，坏事不仅来自客观现实，也来自人们的判断。判断的误差以及梦幻般的联想都可能臆断出未发生的事件，捏造或误传的事实一旦符合人们的臆测，就变成了谣言”④同时,人在恐惧和不安中,希望与他人缩小空间、缩短人际距离，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互通情报、解除不安，从而渲泄内心的恐慌。

　　面对生命安全的威胁，人的恐惧心理也会外化为一些具体的行为，这些行为的产生又由个人的文化素质、心理承受力和经济生活水平密切相关。农村地区的人群在茫然不知所措，真实信息缺失或信息虽多却无法破译时，往往会从自己熟悉的旧日民间传统中寻找可利用资源。这些都是“非典”谣言盛行，特别是在农村盛行的原因。

　　（4）谣言产生的其他原因——心理畸变的“恶之花”

　　人们对现实不满，也会用谣言来渲泄；有时为了给枯燥的生活增添乐趣，也会靠谣言来搞笑；还有的人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也会造谣生事……谣言的生成原因千奇百怪。像西方的愚人节，以及中国历史上陈胜吴广靠“陈胜王、大楚兴”的谣言来发动第一次农民起义，都有其各自的生成原因。

　　此次“非典”期间，各地局部性谣言接连不断，有很多就与造谣者的畸变心理有关，有的是为了恶作剧，有的是为了玩笑，还有的是为了报复他人。

　　谣言的控制原理与方法

　　要想有效地控制谣言，除了要了解谣言的形成原因，还必须了解谣言的生成过程及特征。

　　美国社会学者波普诺认为，谣言具有鲜明的个人或集团目的，它有三个主要特点：①它是一种信息传播过程，同时也是这个过程的产物；②谣言生成容易停止难；③它的基础是毫无根据的信息。

　　谣言的扩散还具有一种优胜劣汰的特点，最适当的谣言会在“竞争”中生存下去。人们总是首先排除那些理由最不充分，可能性最小的流言。按照美国学者奥尔波特的经典说法，在谣言传播过程中，会发生“磨尖”、“削平”和“同化”现象，即①人们会在传播时突显某些符合自己口味和想法的内容；②人们会把接收到的信息中的某些似乎不合理的成分去除；③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和信仰经验加工所接受到的信息。

　　由此可见，谣言在传播内容的细节会发生预想不到的变化。那个“4天飞传14个省”的“非典”谣言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其中作为“谣言核”的“放鞭炮能驱非典”，不管传到哪个省份都没有改变，而那个开口说话的婴儿或哑巴的所在地，却被“因地制宜”地接近化了——有的就被落实到传播者熟悉的乡镇，从而衍化出更“可信”的不同版本。

　　要想有效地控制谣言，还必须根据谣言传布过程中的有关原理来提高控制的科学性。

　　奥尔波特等学者曾提出过一个谣言传布的公式，即：

　　R=i×a/c

　　他认为R（谣言）的传播与谣言对传者的重要程度（i）和谣言的模棱度（a）成正比，而与公众对待谣言的批判能力（c）成反比。

　　通过上述公式，我们可以看到，“公众愈认为重要的讯息，同时愈感到模棱不满的讯息，传布得愈广愈快；而公众的批判能力愈强，则这些讯息的传布量愈稀少。”⑥这个公式或原理在“非典”谣言中也得到了印证。正因为防治“非典”与每个人休戚相关的重要性，使得它能“4天飞传14省”，也正因为农民对于谣言的批判能力较差，使得它在农村更为兴风作浪。

　　根据这个公式，要想有效地扼制谣言的肆虏，必须提供充足可信的信息，提高公众的判断鉴别能力。因此，刘建明认为，“控制谣言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拿出事实，展示事实真相给老百姓看。”

　　“非典”谣言控制的经验与不足

　　在“非典”期间，政府和媒体每天通过公布疫情，并提供大量信息来提高“非典”疫情的透明度，减少公众的恐慌心理，从而有效地减少了谣言的生成。北京等地还专门招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了北京“封城”、大学生“大逃亡”等“非典”谣传。这对在紧争事态下谣言的控制积累一些有效的经验。但仔细分析可发现，其中也存在着许多不足：

　　(1)媒体公信力有待提高

　　“谣言止于公信”，“非典”谣言能在“4天飞传14个省”说明我们的媒体在引导舆论，制止谣言扩散方面，还有待于加强公信力，提高影响力和权威性。当然，提高媒体公信力，除了提供充足真实的信息，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还应该及时快捷。很多媒体是在谣方盛行之后才开始批驳，没能做到闻风而动，更谈不上提前引导，从而成了事后诸葛亮。

　　(2)防止信息过度加惧恐慌

　　媒体提供充足信息有利于提高事件透明度，从而消除公众恐慌，但任何事物都有个度。众所周知，媒介具有“议程设置”功能，媒介对于“非典”的过度渲染——有的媒体不仅用头版头条和大字标题报道每日发现的非典数，还不惜版面连篇累牍地进行煽情，这种议程设置中的过度偏颇，无疑会加惧了受众的恐慌心理。

　　此外，此次“非典”期间，由于是政府首次利用媒体详细向公众公布疫情，特别是患者数、病故数、隔离数，这种打破传统的新举措，使长期处于重大突发事件中信息匮乏的公众缺少心理准备，也加重了恐慌气氛。

　　(3)提高公众的判别力有深层障碍

　　公众判别力的提高有其深层的经济和文化原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经济差距不仅造成教育文化水平上的差距，同时也造成了“知沟”的扩大，使不同受众群体在接受信息的可能性和解读能力上产生了较大的差别。特别是农民等弱势群体，在重大公共灾难面前，经受着更多的绝望和无助，从而加剧了他们对谣言的亲和力。因此，提高公众、特别是农村居民对谣言的抵抗力，需要从长计议。

　　(4)行政处罚有待规范应慎用

　　在“非典”期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防止谣言扩散，不惜动用警力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来对付造谣、传谣者，应该说这样做也无可非议。不仅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而且新施行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件》都赋予了公安等机关处罚散布谣言者的行政处罚乃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但这种做法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待谣言，政府应多采取疏导而不是堵封的办法。况且在恐慌期间，公众心理比较脆弱，为了防止在突发事件中激化矛盾，行政和刑事处罚手段应慎用。此外，即便使用行政或刑事处罚手段，处罚程序也有待规范统一，以免失之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