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传统日渐式微 文化趋于多元

　　华声报讯：当我们意识到2005年已经开始的时候，属于我们的这一年已经只剩下11个月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年既是从元旦开始的，更是从春节那天开始的。

　　眼下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期。转型期对于当下社会状态来说，最大的变化，一是传统文化习俗的日渐式微，一是人的社会处境的多元化以及分层化。

　　每一次过传统节日，有着传统文化情结的人总会忧伤一次：现代文明似乎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吞噬着传统，割裂我们和传统相连的脐带。

　　实际上，无论传统文化和人的精神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作为中国文化集大成者的春节，始终是中国人遵循的一个美好的传统，一个敬畏的习俗，一个心灵的归宿。

　　春节对转型期的中国人的意义可能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一条河流，他们在平时流动的方向可以是不一样的。他们在现代化面前，可能会失去统一的传统的方向感。但是，也正像海纳百川一样，支流再多最终也得殊途同归流到大海。

　　这正如我们看到的节日景观：那些持不同价值观、生活在不同社会层面上的被贴上不同标签的人们，到岁末时，也大都要温顺地向春节的方向流去。

　　站在转型期的中国春节门槛上，一边刻着传统文化的印记，一边涌来城市文明的浪潮。而中国人必将选择，同时把这个选择的过程载入历史。

　　回家的路

　　十多年前，杜九森要来大陆为父亲奔丧遭台湾当局拒绝，于是冒死闯关，在台北桃园机场以自杀抗争，震动中国。

　　台湾到大陆，咫尺成天涯。诗人余光中曾写道：“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每年春节，在回家的人潮里，大陆的台湾人最费周折。

　　台湾人是在大陆改革开放后陆续来大陆的，经济利益的互补性加强了双方的民间交流。而政治关系的不松动，成为横亘在台湾海峡的巨大屏障。来大陆的台湾人，每次回家都得绕道而行。

　　尽管在2005年1月15日，台海两岸终于达成了“直飞”包机方案，但是，大陆台湾人，回家的成本仍然很高。

　　原是同根生，本是一家人。在共同的节日里，怎堪两地分隔。

　　传统和现代婚恋观的春节碰撞

　　春天的花蕾为什么在夏天才开，为什么大龄未婚的大都是知识青年？

　　如果生活在大城市里，似乎相对好过一点，通常来说，这里的很多家长已经习惯了男大不婚女大不嫁的做法。而那些来自小地方的大龄青年，每到春节回家，都害怕父母唠叨不休，都害怕乡邻投来异样的目光。传统与现代的婚恋观在过年回家时不可避免地遭遇在一起。

　　建国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了两次知识青年大龄未婚现象，一次是上山下乡政策，干扰了人的正常成长秩序，那时许多知青没有度过一个完整健康的青春期；另外就是近10年来知识女性增多后晚婚率增大。

　　坊间流传着“男人、女人、女博士”的戏称。意思是，女博士是介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第三性”——分不清性别、看不出年龄。这些话，以偏盖全，当不得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现如今一些知识青年的大龄化现象。

　　现实的问题是，一些职业女性在社会中要按照男人的标准去学习和工作，从而缩小了男女“性格沟”。这可能是她们中有人被误会为“第三性”的主要原因。而如何把女性还给女性，可能还得仰仗中国性别教育者们的创新，或许，让知识女性走出中国大学象牙塔更多地参与社会学习实践是一个有效途径。

　　富人的礼节

　　传统中国人的过年方式是：穿好的，吃好的。这一传统，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并且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似乎有所消弭。对许多人而言，吃和穿的需求已经不再重要。如果单纯用吃穿来衡量过年质量的话，他们天天在过年。所以，真要在过年时隆重吃穿的话，自己反倒觉得没意思了。

　　虽然吃穿问题退为其次，但本质上，春节在许多人的习惯性思维里，仍然是一个展示实力的时候，一个用金钱闹红火的时候。在制度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的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民间曾出现过压岁钱行情空前高涨的风气，到后来，一些人要在正月十五放数万块钱的烟花，请堂会，唱大戏，大宴宾朋。在越来越物质化的春节里，人们试图感受更多精神的快感。

　　近两年，有关“富人如何反哺社会”的话题颇受关注。邓小平“让先富带动后富”的教导言犹在耳，而一些富人也开始自觉地以实际行动向穷人表达自己的拳拳之心。除了在平时照顾乡邻外，像赵章光一样热情地去给乡亲们拜年的举动，渐渐地成了富人们不约而同的新春礼节。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集体迁徙

　　当8名中国农民工被困伊拉克的消息传来时，他们祖国的千门万户已经拉开了春节的序幕。家人面对媒体说，“盼望亲人能够早点回家过年！”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在中国，春节仍然是最具感召力的社会动员令。无论一个人在这一年的收获如何，在过年的时候，都要尽可能地和家人团聚。

　　近20年来，由于社会的不平衡发展，使人的工作地和家乡高度分离。每次过年，中国就会发生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集体迁徙。“春运”被认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节日景观。

　　春运的主角是农民工和学生，而农民工占了一多半。在1949年共和国刚成立时，中国的100个人中就有95个是农民。而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后，农民从一亩三分地上解放出来，陆续选择了进城打工。于是，除了春节期间，在很多贫穷的乡村里，只剩下了妇女、老人和小孩。涌进城市的农民参与了城市建设，而在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城市发展了，农村则相对滞后。

　　进城打工者往往是一家之主，是一家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每年春节，村里的人开始眺望村口的小路，而他们的亲人则肩挑背扛行色憔悴地挤在开往家乡的各种交通工具上。并且同时，他们中有人，在辛苦一年后，却领不到应得的工钱。对他们来说，工钱是献给家人惟一的礼物。

　　当然，工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事情，不一定是某一个人不想给钱，而多半是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出了问题，制度与制度之间之间的衔接出了问题。

　　不管怎么说，能不能保障农民工的工钱，成为体现中国社会是否公平的显性事件之一。当合家团聚时没有欢笑，当爆竹声声里没有吉祥，那么，再浪漫的烟花也飘不来绵延了数千载的中国年味。

　　年的力量

　　商业的利器刺乱了国民心态，各种人群的价值观进入再调整期。在城市迅速变幻的季候里，各种风潮中人被打上了时代标签，有很多人被认为是非主流，甚至被打入异类。他们在金属感的严重窒息的城市空间里，用自己的目光打量出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和主流社会都在刻意地互相角力和相互排斥。

　　于是，这些人那怕在过年也提不起精神，在过年也显得格格不入。他们站在时代的分界线上，一边，是渐去渐远的传统的美好，一边是晃晃悠悠的未来的影象。似乎难有一种权威的力量可以说服他们。他们，是本刊在春节期间采访到的少有的不参加和不举行年的仪式的人。

　　而他们之外，春节，也让更多贴着标签的人，在此刻变得柔弱起来。当问起那些平日里在公众视野里不羁的人如何过年时，他们一个比一个回答得干脆：回家过年。

　　年把他们打回了原形。年以传统文化该有的气势把各色人等卷进了回家的旅途。于是，朋客、新新人类、博波族等等们，收拾起平时的锐气和倔强，以与现代文明有巨大落差的心态和姿态，回到家里，贴窗花，包饺子，收获或付出压岁钱。

　　也许，只有年才有这样的能力了。

　　传统，在贫穷的地方盛放

　　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似乎证明了一个观点：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反传统的，而无序的市场化更可能会让传统文化四分五裂。

　　今日中国的现实是：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传统文化的力量越是减弱。以至于天津作家冯骥才先生说：传统文化已经到了要打120急救电话的时候了。

　　拯救传统文化的声音，成了2004年的一道特别抢眼的人文景观。而这种声音在现代化的排山倒海的浪潮里显得温暖但无奈。

　　一些人开始怀念起与城市隔绝的乡村，在那里仍然有淳朴的民风，依然有正统而朴素的民俗。当春节的爆竹次第拉开花红柳绿的节日庆典时，当红男绿女走村串户欢天喜地地抖擞出对春节的膜拜和图腾后，当一切纷扰在此刻而且惟有此刻抛到脑后时，他们的繁文缛节是虔诚的，他们的欢乐是纯粹的，他们过的，才是城市人记忆深处的红色中国年。

　　与此同时，一些民歌手被城市人发掘出来，经常为城市人献歌。他们的声音，成了工业化的城市里最为原生态的粮食般朴素的声音。

　　变迁中的春节习俗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二；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一段北方过年的童谣说出了以往过年每天要做的事情。按理说，喝过腊八粥，二十三过小年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闹完元宵，这完整的一个年过下来得个把月。但繁忙的现代人哪有时间做完这繁琐的一套？如今的春节假日虽然是各种假中最长的，也只有一周而已。

　　腊八粥：腊八粥的传统做法是先将大麦米、白云豆、赤豆、绿豆等捡好洗净，煮成半熟，然后放进稻米、小米、黄米，再用文火熬，是粥稀稠适中，吃时加糖，并拌以预先煮熟的红枣、栗子等。如今市场上物品如此丰富，找齐这些用料并非难事，可是有多少人会了解并有耐心遵循这些传统的做法来熬粥？能记住那天是腊八，并买回一袋配好的粥料放在高压锅里煮的，已经是难得的有心人。

　　送灶君：腊月二十三是祭灶的日子。灶君爷一年四季都在厨房，伺候一家老小吃喝，观看男女老少的行为，二十三那天上天禀报玉帝。所以民间有说法要往他嘴巴上抹上糖，有的地方还给他抹上酒糟，意在让他醉了不要乱说话。今天城市里已经没有了灶间，厨房里只有煤气灶，所以想祭灶也不知该把灶君的画贴在哪里，难道贴在抽油烟机上？

　　扫尘：腊月二十四是中国民间传统的“扫尘日”，“尘”与“陈”谐音，所以新春扫尘也就有了除旧布新的含义，意在把一切“穷”、“旧”都扫出门外。今天的中年人还能记得儿时随着家长翻箱倒柜大战灰尘的情形。今天的人们越近年关越忙，准备回家的，自然不用扫房，不准备回家的，腊月二十四也还在上班，找一个小时工帮助打扫卫生已经算对得起这个年了。

　　穿新衣：曾几何时，还是小孩子的我们老想先穿上新衣裳，可大人不让，非得等到三十晚上，洗完澡再穿。可如今，买件新衣服是件太平常的事，刻意攒好从内衣袜子到棉衣帽子等等到过年一起换上——好像有点傻。

　　春联：按规矩春联必须在除夕之前贴出，凡上联贴在进门之右边，下联贴在进门之左边。而末字是仄声的，是上联，末字是平声的，是下联。现在许多春联是印刷品，尽管看起来更加金碧辉煌，但总不及手写的那样让人珍惜；有的对门两家，竟然会碰巧贴了一模一样的春联，更不幸的，甚至将上下联贴反。

　　窗花：以前的窗花是贴在纸窗上的，窗花是大姑娘小媳妇巧手裁剪出来的。现在窗花也卖得挺好，甚至在北京天桥都能买到，那是用机器刻制出来的，买回家用不干胶贴在玻璃窗上。玻璃窗没有了纸窗朦胧的美感，我们也不会有剪窗花的创造乐趣，即使电脑打字的速度再快，我们可能永远也学不来剪窗花的巧手艺了。

　　爆竹：据说春节爆竹之俗始于汉代，当时没有火药纸张，所谓爆竹，是用火烧竹子，竹子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响声。春节气氛与爆竹的声音是不可分的。随着现代禁放范围的扩大，春节变得寂静无声了。据说全国禁放的城市已达到两百多个。这样无声息的春节，不免让人感到落寞。

　　年夜饭：这顿饭本来是我们一年到头最期待的也是最丰盛的一顿饭。但是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庭把年夜饭搬到了饭店里去吃。在饭店里当然可以吃到自己家里做不出来的山珍海味，更省了做饭与刷碗的麻烦——但岂不知，过年的味道就体现在孩子们围着妈妈看他怎么做好吃的时的过程中。

　　包饺子：据说，北方人过年吃饺子的历史已经有1600多年了。饺子形似元宝，有招财进宝之意；饺子是“更岁交子”的谐音，预示着新的一年到来。每到除夕，家家户户剁馅的声音构成春节特有交响曲。老北京人说“好吃不过饺子”，但今天在超市里，冷冻的饺子四时供应，实在已算不上什么稀罕美食。而且，今天的孩子，有多少人还会包饺子？

　　戴头花：杨白劳除夕夜回家，再没钱也给女儿带回一段红头绳。过去北方人过年的时候，姑娘媳妇爱戴头花。爱美是女人的天性，现代女性也喜爱发饰，只是现在无论南方北方，时髦的女人在头发上做的很可能是这三件事：烫卷、拉直和染色。

　　门神：旧俗中，除夕家家户户要换门神，国人信仰门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后来还有了具体的人名，如汉代的神荼、郁垒，唐代的秦叔宝、尉迟敬德，还有钟馗。除了武将，还有文官。今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大都住在千篇一律的单元房里，已不用贴两个门神来把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坚固的防盗门。

　　挂千：除夕除了换门神，有的家庭还要挂千图利。挂千又称为“门笺”、“挂签”、“挂钱”等。一般用红纸剪成，呈长方形，上部为各种剪纸图案和吉祥话，底部为流苏式。这种风俗在北宋时已经流行。今天，它又演变成了新时尚——即那些大红的“中国结”是也。

　　拜年：从初一开始，到亲朋好友家或者邻居家祝贺新春。晚辈要给长辈磕头，平辈间行拱手礼。这些景象似乎只有在电影里见得到了。今天的人们用更新的手段取代这一切：电话拜年，Email拜年，OICQ聊天拜年……短信拜年更是泛滥，在春节的时候甚至造成频道堵塞。然而方便快捷却千篇一律的格式拜年语又怎能表达得出独一份的亲情？

　　贺年卡：宋代城市发展繁荣，为了联络感情，人们在拜年的时候呈上自己的谒刺（类似于名片），附上自己的问候语，久而久之，便以贺刺、贴、笺等名称流行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以贺年片统称代之。贺年卡一度因过分豪华且不环保而遭人抨击，而今天都市的人却更倾向于发送电子贺年卡。见字如面的感觉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送橘：在南方，特别是广东福建一带，盛产柑橘，地方话里“橘”与“吉”同音，所以过年的时候大家送橘，家里摆着大橘，请客人吃橘，以示吉祥如意。如今城市中许多年轻人不再送大橘，除了对风俗的不太讲究，还觉得用橘子送礼不够上档次，不如送上营养滋补品。

　　压岁钱：过年时长辈给晚辈压岁钱，本来是表达一种关怀的心意。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压岁钱的数量水涨船高，成了长辈们的一大负担，有孩子把自己过年得到的压岁钱攒起来就能交下学期的学费了。也有的行贿者，将给压岁钱当成了一条走后门的捷径。

　　庙会：初一到元宵节之间，全国各地都会有举办庙会。北京的白云观、厂甸、地坛、隆福寺等都是有名的庙会。过去庙会的主体活动大致有三项：一是庙里的和尚、道士做“法事”、“道场”；二是善男信女们进香朝拜、许愿求福；三是借此机会进行的文艺和商贸活动。但今天只剩下最后一项。过浓的商业氛围加上较为脏乱的环境，让不少人对它们兴趣日益淡漠。

　　空竹和大冰糖葫芦：这些原来都是北方孩子最喜爱的春节礼物，庙会的摊位上到处都会摆满它们。空竹是一种以竹木为材料制成的中空的玩具，抖起来时会发出声音，声音越响说明你玩得越好。但北京已有多年没听到空竹的声音了，如果有，循声找去，一定看见是位中年人在玩。而大冰糖葫芦，过去馋得小孩流口水，今天怎么看却都觉得不够卫生。

　　广府岁暮花市：春节到花市看花买花是广州人传统的风俗。花市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除夕之夜花市进入高潮，直到午夜两点钟，人们才慢慢散去；这时花农们也把卖剩的鲜花降价出售，游花街的人们，往往就在这时捡到很好的便宜。这是为数不多的不但保持下来而且日见兴旺的春节习俗之一。

　　舞狮：拜香港电影之福，将舞狮的技艺展示得淋漓尽致，且家喻户晓，更成了一种中国的代表性节目。以舞狮的形式拜年，源起于广东佛山。更早，舞狮起源于三国，盛行于南北朝。实际上，舞狮不但是春节习俗，平时民间有喜庆事时也常舞狮助兴，而且一些舞狮队渐有成专业运动员之势，他们互打擂台，参加国际比赛，技艺日见复杂精深。

　　扭秧歌：这也是过年时中国民间最常见舞蹈之一。扭秧歌发源于黄土高原，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入城市，成为普及性最广的一种大众化舞蹈。如今在城市中，扭秧歌最多的人是一些浓妆艳抹的退休老太太。她们技艺绝对比不上专业舞蹈演员，但她们的享受却是专业演员得不到的——她们不是因职业为挣钱而舞，只是为表达发自内心的欢乐。

　　灯会：元宵灯会起初是为了象征佛光普照而举行，后来逐渐形成一种盛大的过年娱乐活动。旧时没有电灯，元宵之时，正是满月的时候，月光与烛光交相辉映。龙灯、焰火、火树银花共同组成灯会的不夜天。

　　现代城市，当车道上来来往往的车灯、大街上的霓虹灯、大厦里的日光灯早已将一切照得如同白昼时，那满月、繁星也淡化在工业时代的灰色天空中。

　　东北冰灯：冰灯是北方的一种民间艺术。春节到来时，南方已是春光明媚，而东北地区仍是银装素裹。北方人民充分利用冰雪资源，雕刻一盏盏冰灯，装饰着寒冷的初春。当今，雕冰灯最有名的要数哈尔滨市。它已经成为该市的一种品牌。实际上，冰灯已逐渐走出地域、时间的限制，在南方，在夏天，都可以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制造出一个冰天雪地的晶莹世界来。

　　春节：我们民族的朝圣

　　那些十数亿人一台晚会的神话，那些寒冬腊月的春运路途，都只是中国人过春节的过渡形式，真正盛大的春节还没有来临

　　在原创性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化中，没有一个节目如春节更能显示中国人的独一无二。作为个体或合群生活的中国人，在没有突破或对突破的反思里，有的只是已写好的历史剧本，并非新鲜的创造。我们的吃穿住行，我们的交往方式，治理方式，或迟或早将融入主流文明，跟世界其他民族大同小异可以沟通。只有春节，这近一个月的时间把握方式，是我们有别于他人的。

　　讨论春节的现代意义需要长长的篇幅。我们只需要记住，当下中国人仍如先民一样重视这一节日。为了完成春节仪式，我们的游子朝圣般地返乡。古人说，死生亦大哉。经过现代传媒的渲染，过春节俨然有浸乎生死之上之势，它高于国丧、大于灾难、重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上亿的中国人在半个多月内的大迁徙，甘愿领受当代社会的匮乏、污染和盘剥，如农耕时代一样经历家族盛宴，炫耀狂欢，都说明了这个文明的绝对律令、集体意识施于我们是如何地有效。

　　春节是我们文明数千年的智慧，它绝对地成就了我们。经周秦数百年的正当思考，历代文士儒生们的操作补充，亿兆民众的实践，春节成了中国人仪式内容最为富赡的节日——它有着节日的全部要素，而又高于节日，它自成文明。故它在漫长的历史上曾对中国周边国家发生了影响，它在东亚地区有着强大的协同罗致能力。

　　因为春节不仅蕴涵着节日的秘密，而且更有着文明的秘密。即无论人类的个体生活如何经历风雨，在一个规定的时限内，他必得返回。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个体必须回归基本，他的起点，家人、乡邻、桑梓。就是说，无论他如何无依无助，在春节里，他属于了自己，回到了根本。因此，过春节既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认同，他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宿。在这个意义上，春节对穷苦或富贵一视同仁。春秋战国的变乱不用说了，五代十国的罪苦不用说了，春节优于季候的轮转和人生百年，而温暖着每个人，它让每个人在节日期间驻思于仪，它兴于情，立于礼，成于乐。它检验个人是否充分地个体化，也关怀个人是否充分地社会化。

　　春节里有着我们文明的消息，它对生命的至上尊重关怀。借用古人的说辞，过春节对于个人的重要，虽王公大人、精英暴发户也不可与之争名，虽文明的物质成就如名车别墅、或国家、东西洋、国际社会也不能与之争胜。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移民——旧称农民工的薪水也是在春节前由于国家总理的介入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也符合中国人过春节的习惯：欠债还钱，这种绝对的生命道德在年关更添庄严。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了我们，过春节没有统一的过法，没有优劣的过法。尽管当代中国人已经视一切文明的传统为自己生活的组成部分，如同经典的意义早已不仅有子曰诗云，也有圣经佛法、希腊哲思，节日早已不仅有清明中秋，也有圣诞情人。但所有关于时间年节的态度里，没有比春节更能表达人生的相关性、文明意识和生命的通感。借古人的话，春节的美哉仑奂，使人能歌于斯，哭于斯，聚精会神于斯。

　　我曾说过，“天增岁月人增寿。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普天同庆。爆竹声中一岁除，且把新桃换旧符。除了这些套辞外，我们还知道什么？而这些套话背后更为深厚的人情、物理、信念是什么，我们也无人提及了。但我知道，一些二三流者却一直想抢答也在抢答这一问题。从元旦到春节，我们一直在技术包装出的喜庆里看他们现眼。由于有关这一文明传统的洞见阙如及其精神传承人物的缺席，他们的现眼往往成为中国观众随喜观摩的盛大演出；也因其无根无着，这种现眼往往具有后后现代的喜剧性。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中国人的言语和思维只能在平安、祥和、恭喜发财等套路上打转。”

　　这并不是说春节将式微，过春节是文明的潜意识或华人的集体无意识，它会在个性的创造中壮盛光大。实际上，我们在不少中国人及其家庭那里，可以看到一种弥足珍贵的个性表达。前不久，我在一位前辈家中读到于光远老人的第十八封新春祝辞，每到春节，他都要跟亲友写信，总结既往，瞻顾明天，我在于老的祝辞中感觉到了节日的温暖和春天的律动。

　　这种非凡的个性努力是我们过春节的一部分。从这里看，那些十数亿人一台晚会的神话，那些寒冬腊月的春运路途，都只是中国人过春节的过渡形式，真正盛大的春节还没有来临。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可能的方向创造，既是春节的召唤，也是我们增富春节的前提。这也是我们对文明的服务和贡献。（本文有删节）（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