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这段时间的报纸，给人的感觉是农村的“能人奇士”特别多。比如，武汉一位64岁的农民发明家李玉明，虽只有小学文化，却号称否定了世界上最顶尖的潜艇制造原理，锲而不舍要造一架“像鱼一样自由的潜艇”，为此负债累累，依然痴心不改（2月1日《新京报》）。又比如，河北的农民郑盛来，为了得到一架“喷洒农药的小飞机”，而自己动手，连续几年持之以恒，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2月2日《燕赵都市报》）。
媒体为什么关注他们？除了事情本身看起来希奇古怪外，主角的身份——农民也是一大因素。我注意到，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公众舆论，都对农民这个身份津津乐道，而由此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否定甚至讽刺的的声音，认为农民没有科学常识，这样的工作“毫无价值”；另一种则是肯定甚至高度评价的声音，认为这体现了农民敢于创新和幻想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无价之宝”，是“中华民族最缺乏和最需要的”云云。
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根源就在于他们都戴上了针对农民的“有色眼镜”：因为是农民，所以要否定；也因为是农民，所以值得肯定。我想，如果要对这些农民给予一个中肯的评价，其实很简单，就是忘记他们的身份，假设他们不是农民。这样，所有的争议都烟消云散：原来他们不过是在从事一项自得其乐的工作，而潜艇啊，飞机啊，不过是他们手里的玩具。
首先，没有人可以否定他们的个人价值。因为对于个人选择，我们无法笼统地用社会标准进行衡量。每个人都有理想，都有爱好，每个人也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和价值模式的权利。而理想和爱好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个人价值的判断也都因人而异，且价值判断的“裁判”恰恰是他自身，别人无从妄加评价。在价值多元化的自由社会，当一个人按他认定的方式幸福地生活和快乐地追求时，他就已经实现了自身的最大价值。社会主流价值观可以给个人提供参照，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左右个人的自由选择本身，并不能说科学家才能搞发明，而农民就只能种田。从这个意义上看看，农民造潜艇也好，造飞机也罢，都没什么大不了的，都是基于个人爱好的自由选择，和那个留美博士到深山老林喂猪，法学硕士到郊区喂鸡一样，都是一种生活方式。
其次，所有戴在他们头上的“高帽”都可以摘掉，所有奉送给他们的廉价的光环都需要褪去。并不能因为他们是农民，就有必要戴上这样的高帽和光环。李玉明造潜艇注定要归于失败，郑盛来造飞机也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尽管他们基于自我实现的自由选择值得尊重，但除了自我满足的价值之外，的确很难说有什么科学意义。另外，如果他们有充分的经济来源，有丰裕的物质条件，来从事这种“业余爱好”或者当作“毕生事业”，旁人都毋须置喙。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造潜艇的李玉明和造飞机的郑盛来都债台高筑，且遭到家人极力反对。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从个人选择中获得的乐趣，建立在家人的痛苦之上。面对他们痛苦不堪的家人，媒体和舆论何以忍心再献上那些一文不值的溢美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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