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与国际政治

　　女性观察

　　王宏维

　　在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研究中，把婚姻作为一个“重要”而“严肃”的问题进行探讨，是与主流国际政治研究大相径庭的。因为婚姻一般被视为是“私人事务”，而国际政治则属于公共领域。以至主流的男学者大都忽视、忘却了婚姻的作用，或者认为以婚姻来理解政治是很幼稚的。在他们看来，国际政治研究应当关注的是复杂的权力平衡、多边谈判、经济贸易、利益交换、武力冲突等等。

　　然而，婚姻在古今中外的政治中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中世纪和近代的欧洲，各国王室间的婚姻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关系网。到19世纪的下半叶，英国就通过维多利亚女王的子女和40个孙儿孙女，与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王室建立了联姻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同样脍炙人口的有“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等著名政治婚姻。显然，在政治中尽管婚姻并非惟一的影响因素，但通过婚姻提高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或在缓解危机、建立同盟等方面都常常被运用。法国与西班牙于1659年签订的《比利牛斯条约》，虽主要涉及的是这两个国家停止战争的问题，但条约同时还规定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与法国波旁王室联姻，即法王路易十四迎娶西班牙公主玛丽·雷莎特为妻。然而到1667年，法国再次发动战争，其理由是雷莎特公主并没有按照《比利牛斯条约》的规定把足够的嫁妆从西班牙带到法国。而当初，这笔嫁妆是用于抵消公主在西班牙应当继承的那份遗产的，所以这场“嫁妆战争”又被称之为“遗产战争”。之后法、西两国时战时和，直至欧洲各国组成了反法大同盟，经过了长达十余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改变了欧洲国家力量的配置，挫败了法国称霸欧洲的企图，战争才得以终止。

　　在一些紧急关头，婚姻还被用作缓解国家危机的手段。这方面，最典型的是1810年拿破伦与奥地利公主玛丽亚·路易莎的婚姻。这一联姻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在对法战争中失败的奥地利，并扩大法国与俄国的矛盾。也许，婚姻始终是浮在表面的，而政治和各种利益的争夺与平衡才是真正的原因所在。历史有力地说明，婚姻和参与联姻的妇女们，在国际政治中的确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这似乎可以宣称，在国际政治中女性并非绝对的“缺席者”。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政治参与主体，她们是非常被动的，不仅无法直接参与国际政治事务的商讨和决定，甚至无法掌握个人的命运、无法按照个人意愿选择是否联姻、与谁联姻。即使是当时社会很高地位的女性，无论是公主或女王，婚姻也必须是以国家利益为先、社稷安危为重，女性个人能做的就只能是无条件服从政治的需要。

　　这说明，婚姻与国际政治虽是紧密相联的，但这并不等于参与其中的女性就具有独立的地位。在这一情况下，婚姻被赋予更多交换的性质与成分，参与其中的女性也就因此而失去自我，而转换成为一个与国际政治有关的示好的符号、一个交换的筹码、一个承诺的抵押，婚姻本身更成了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手段。至于参与联姻的妇女是否可获得美满幸福的婚姻，恰恰是决策者根本不去考虑的问题。女性在这样的状态下“参与”国际政治，实在很令人心酸。她们只是作为一种被“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更不是真正拥有自我的“参与者”。在这一意义上，她们遭到了国际政治的“异化”和“符号化”。如果与婚姻相联系的政治交换失败了，这些妇女的命运、甚至生命都将不堪设想。所以，女性主义对婚姻与国际政治开展的研究，并不只是简单指出是否有妇女参与了这些活动并且发挥了哪些作用，而是更加注重女性参与者身份的分析与批判。女性主义研究特别指出的是，当国际政治与其他政治领域一样，仍然是一个专属于男性的领域，女性的参与、包括她们的婚姻都不可避免地被牢牢限制在父权制的轨道之内，所体现的仍然是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压制。

　　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建立起来，传统的王室联姻已大大减少，其作用也大大降低了。但是，即使王子与公主的婚姻不那么“政治”了，婚姻却仍与国际政治保持着密切关系。在这方面，女性主义把视角投向了各国政要和外交官的婚姻、妻子与家庭。研究发现，在国际舞台上“通过非正式关系完成其政治使命的男性外交官”已经越来越多了，而且这些政要的“职务越高，投身这些社会责任的时间越长”，“依赖妻子参与的程度就越高”。原因是有妻子和家人在的“非正式”场合，不但气氛轻松，而且也是特别容易建立起政治人物相互信任感的最好场所。这些，令人马上想起俄罗斯铁碗总统普京携夫人手持一支黄玫瑰，在德州农场随意而温馨的气氛中对美国总统布什的访问。研究还发现，甚至政要和外交官妻子的相貌与衣着都具有“政治意义”，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不仅可推销本国的服装，还可推销本国的技术、武器和金融服务等等，以至成为平衡国际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些夫人们的贡献与受到的尊敬、获得的待遇之间却存在很大差距，她们仍然不是独立的国际政治参与者，而是粘贴在男性中心主义政治上的附属品。从这一意义上说，与前面所说的王子与公主的婚姻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行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