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流脑疫源初探 流脑是一次普通的疫情

　　2月2日傍晚，经过院方和家属的同意，《瞭望东方周刊》终于获准进入安徽省立医院的流脑病人传染病房

　　年仅11岁的女孩韩雪（化名）是医院最近收治的一例流脑病人。虚弱的她躺在病床上，表情异常痛苦。“她仍然在忍受DIC病状的痛苦。”传染病科主任章秋霞介绍说，DIC是血液成分间的平衡机制被破坏后的流脑并发症,病情复杂而凶险。成年人一般都扛不住,何况弱小的韩雪。

　　小雪细嫩的四肢已出现了大面积皮肤淤斑的流脑典型症状，紫红色的皮肤坏死异常刺眼。钻心的痛痒一直折磨着她。

　　在此次流脑流行中，安徽省立医院收治了4例流脑病患，数量是合肥市最多的。其中小雪是比较严重的一例，被抢救过来后，最让人揪心的是小雪会不会留下严重的皮肤伤疤。章秋霞说，小雪的皮肤还有可能在换皮后恢复，否则必须要植皮，医院已经为一个大面积皮肤坏死的病患进行了植皮手术。

　　小雪父亲韩成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家里已经负担了8000元医药费，他一年务农打工的收入都为女儿治病用了，此外还背上了债务，已经无力负担可能要做的植皮手术。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观察小雪手部淤斑情况时，她的手忽然一下子紧握住记者的手，嘴里喃喃呻吟，母亲又心疼得哭了起来，“她头痛、皮肤痛，痛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这一幕，让病房里的所有人无不动容。

　　学校成为疫源地

　　和其他学生身份的青少年感染者一样，小雪是肥东县西山一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

　　韩成东说，30日上午女儿还到学校拿了成绩报告单，下午回家后就说不舒服，凌晨3点开始发烧、抽筋，夫妻俩赶紧把女儿送往医院。等从肥东县医院转到省立医院时女儿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了。“亏得晚上我们为了照顾她和她睡在了一起，这才送得及时，平时她都是自己单独睡的。”

　　由于当地学校并没有其他发病报告，医生怀疑，可能是由学校其他隐性带菌者传染给小雪的。

　　无独有偶，解放军105医院的一位女医生告诉记者，“你应该去查查安徽省警官学校，我们接连收治了2例该校病人，别的医院也有，问题就在学校里。”

　　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的王晓萍科长透露:合肥发现第一例流脑患者是在安徽省警官学校内，时间大约在11月中旬前后，当时共有5人患上流脑，属于爆发型。

　　2月1日，《瞭望东方周刊》赶到位于合肥市郊的安徽省警官学校时，发现该校在5天前就已放假。整个学校空旷寂寥。

　　在门房遇到的一位学校工作人员回忆，“大约在半个月前，防疫站的人曾经来做过一次大规模的接种，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是流脑。”

　　解放军105医院传染病科主任陈从新调出当时的病例，该校最后一位患者是司法执行1班的马琼琼，因为抢救及时而治愈。

　　马琼琼的一位同班同学这样描述当时的发病情况:“1月19日那天，他发热头疼、伴抽搐,（昏迷时）意识障碍5小时。”而在这之前警官学校已经有几人发病，“我们当时就初步判断感染源在学校中。”

　　据统计,流脑发病年龄多在13岁至18岁之间，学生占总发病数的77％；安徽省卫生厅卫生应急办公室统计的数字表明，2004年,安徽省共有11起传染病疫情发生在学校,共发病864人,占全省报告重大传染病疫情人数的95%。由于人口密集,活动集中,学生缺乏相关防范知识等原因,学校成了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易发地。

　　1月30日前已报告的在安徽死亡的5名死者，都是合肥、芜湖、滁州等地的在校学生。省卫生厅向全省各地发出特急通知，要求各地采取有效预防控制措施，防止流脑疫情在学校传播和蔓延。

　　“必须要去学校找感染源，切断感染途径。而且这是很容易的，对易感人群选用青霉素类等敏感药物进行预防性服药就行了，甚至不需要人人接种疫苗。”陈从新说。

　　真正的危险在农村

　　由于安徽省各中小学已经放假，专家认为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流脑通过学校的传播。然而，陈从新等专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真正的隐患在于薄弱的农村医疗体系。

　　“从去年开始我院收治的20多例流脑病例中，只有1个小学生是合肥市户口，其他的都是农村人或者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陈从新说现在真正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如何预防农村流动人口的传染病预防。

　　“农村医疗工作还是很薄弱的，我们医疗工作者感到在农村很多文件都是虚的，没有人为农民做实实在在的医疗服务。多数农民没有条件接种各类传染病疫苗。”陈从新认为，这次流脑也存在这个问题，农村的孩子没有条件接种，家长也没有这个意识带孩子到防疫站花钱接种。

　　安徽省立医院另一位流脑病例郑刚已经38岁了，他可能是此次流脑流行事件中年龄最大的病例。郑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是合肥钢铁厂的工人，不知道是何人将病菌传给他的，但由于合钢位于城乡结合部，医生认为不排除由于接触了外来人群被感染的可能。

　　非独安徽，在这次全国范围内的流脑流行中，江苏、广东、北京等地的多数病例都是来自农村的外来人口。

　　“由于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带菌者，所以在特定时段和特定区域要特别注意传染病的预防工作。”安徽省医学院附属医院传染病专家郜玉峰提醒，在城乡结合部等外来农民工的集中地区、春运等人口流动大的时段，容易流行传染病。1月31日，卫生部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主动配合铁路、交通、民航等部门，搞好车站、机场等人群聚集场所环境卫生,防止流脑传播。

　　农村人群一方面容易成为被传染病侵袭的对象，另一方面，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落后又使他们意识不到疫情的存在。陈从新说,“由于流脑前期症状与普通的感冒发烧比较类似，在很多农村乡镇的医疗机构，很容易被误诊。”

　　“而一旦被延误，就可能造成本来不应发生的死亡，”陈从新举例说，“比如从肥西县转来的一个农村小女孩，初期诊断不力，送来的中途就已经昏迷了，白细胞居然已经达到3万，我们也回天无力了。”（记者穆撒）

　　流脑是一次普通的疫情

　　流脑只是一种比较普通的传染病，与SARS没有可比性

　　与使人措手不及的SARS和禽流感相比，提到此次流脑在安徽部分县市的流行，医学专家均觉得不必“大惊小怪”。

　　“其实流脑每年都有，在某个局部地区出现是正常的事情。”协和医科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黄建始说。

　　“某些媒体在报道中,把流脑与SARS和禽流感相提并论,但其实它们根本没有可比性。前两者均有世界范围的影响,但流脑还只是局部流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研究所副所长张建中也指出,这次安徽流行的流脑目前基本上是以散发为主,并没有出现爆发流行的情况。

　　流脑高峰一年前已经开始

　　医学统计表明,流脑多发生在11月至次年5月,3至4月为高峰。

　　“这次疫情在正常规律之内。”解放军第105医院感染科主任陈从新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这样开宗明义,他所在的医院近日收治了2例合肥市流脑病例。

　　“传染病有它的流行规律，流脑一般每3-5年小流行,7-10年大流行。”陈从新说，随着人群免疫力下降和新易感者逐渐增加，流脑呈周期性流行。这次被媒体和公众普遍关注的疫情可以看作是该流行病从低谷到高潮的一次自然过程。

　　“80年代初我刚做医生的时候，收治的流脑病例远比现在多，由于当时预防工作搞得比较好，多年来流脑虽未绝迹，但发病很少，我们院10几年来顶多一年收治一二个病人。但从去年开始病例显著增多,全年收治了20多例。”

　　《瞭望东方周刊》走访了合肥市多家医院，处于抗击流行病第一线的众多专家均证实了这一说法。其中，安徽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安徽省立医院两家医院的传染病科去年一年的流脑收治病例均达到了两位数。

　　陈从新透露,“去年12月之前，安徽全省就已发现200多个流脑病例，死亡的大约有10几例。从我们一线医院的情况来看，我反倒认为现在没有足够迹象表明今年会比去年严重。如果说去年是大流行的话，今年可能是小流行，当然这还要看春节和节后的情况会不会恶化。”

　　最危险的传染源是无症状带菌者

　　“流脑传染是一种常见菌群引发的，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工作，它是很容易预防的。”安徽省医学院附属医院传染病科医师郜玉峰说。据介绍,流脑病菌的体外生活力及抵抗力均很弱,对干燥、寒、热和常用消毒剂均甚为敏感,温度低于30摄氏度或高于50摄氏度时皆易死亡。“流脑病菌一点都不可怕，你看我们平时在病区从不带口罩，用药后几小时内病菌就自动消失了。”陈从新说。

　　流脑病原体侵入人体后是否发病及病情轻重，一方面取决于细菌数量和独立强弱,更重要的是与人体预防功能有关，如人体免疫力强，则侵入的细菌迅速被消灭;如免疫力较弱,细菌在鼻咽部繁殖成为无症状带菌者，或仅有轻微上呼吸道感染症状,一般多因获得免疫力而不治而愈。

　　安徽省卫生系统的一位工作人员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流脑发病人数只是带菌者的10%左右。换言之,真正危险的传染源是隐藏在人群中的无症状带菌者。

　　据了解,流脑中60%-70%为无症状带菌者,约30%为可以自愈的上呼吸道感染型和出血点型,仅约1%为典型流脑表现。

　　而在这微乎其微的1%中,最为可怕的便是此次被大加渲染的爆发型流脑，可短时间内置人死亡。郜玉峰说,这次引起关注的几例爆发型流脑病例则是少数中的少数。

　　与病人相比，带菌者是更可怕的传染源。病人在疾病潜伏期末期和急性期均有感染性,但传染期多不超过发病后10天。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此次安徽流脑疫情呈局部散发,至2月3日截稿时为止,疫点涉及11个市的22个县（区）。

　　“到处都可能有带菌者成为传染源，多数带菌者不会发病，但却是最危险的传染源。”陈从新说。

　　C群也是常见疾病

　　专家介绍，流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流行菌株会有所不同，近30年来，中国流行菌株一直是A群，占90%以上，B及C群为散发菌株。

　　正是往日毫不起眼的C群菌株成了此次流脑事件的众矢之的，成为此前媒体和公众议论的中心。

　　然而，《瞭望东方周刊》在传染病防治的一线调查发现，“引发安徽局部地区流脑流行的就是C群脑膜炎双球菌”和“新菌群引发”这两个论断尚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虽然它们被媒体引述多次。

　　“C群只是10几种流脑病菌的一种，并非是新出现的菌群。” 郜玉峰澄清说。

　　陈从新称，本次流脑事件中，第105医院共收治了3例被感染者，但到目前为止，并未接到疾控部门对被感染者进行取样分析的工作，也就是说是不是C群也没有明确。

　　安徽省立医院的医务处长、感染病科主任鲁朝晖也证实，该院收治的4名被感染者，其病源学分型都尚未完成，“现在不能确定目前发生的都是C群流脑。”

　　陈从新认为，不能把个别的C群看作此次脑流事件的全部病原菌，更不能过分炒作C群，“这样容易让不明真相的公众以为又出现了新的厉害疾病，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郜玉峰表示，C群致病力虽然更强一些，但决不像外界有些传闻那样危言耸听。“关键是及时治疗，只要不耽误最好的治疗时机，基本都没问题，只是一种常见疾病而已。”

　　SARS阴影还在

　　安徽省立医院江小平医师认为，这样的疫情并非突发，“传染病当然要引起重视，但不应过分渲染以致引起恐慌。”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某地流脑发病率超过15/10万，便可认为是流行开始的信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及蒙古发生流脑流行，发病率高达80-395/10万人。相形之下，2003年末安徽省常住人口为6163万（不包括户籍人口中到省外一年以上，但含外省来安徽常住一年以上的人），按此数据，安徽和国内其他省份一样，远未达到流行的标准。只属于局部流行散发。

　　“本来今年的防治重点是在流感上，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布了流感爆发的预警。流脑的流行是一个小意外。”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授俞顺章说。

　　但是，这个“小意外”，还是在公众心理上造成了一定恐慌。

　　流脑爆发后，北京很快空运10万支流脑疫苗，2月2日下午1时起，北京市疾控中心开始对市民接种A+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半小时内，已经有数千人前往，更有家住海淀区的市民从上午11时起就携子在门前排队等候。其实赶去接种的部分市民并不真正清楚“流脑”为何物，对疫苗的实际效果也并不了解。

　　“在SARS之前我觉得传染病离我很遥远，但是，现在我会对在媒体出现的‘疫情’等用语比较敏感。”一位北京市民说。

　　而据地坛医院的主任医师丁静秋介绍，今年地坛医院收治的流脑病人与往年基本持平，根本谈不上流行。地坛医院是北京两所传染病医院之一。

　　经历SARS之后，人们对待传染病的态度变得敏感了。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陈午晴副研究员分析说，SARS虽然让政府和百姓反思公共医疗存在的各种问题，但短时间内让公众对公共卫生系统产生真正的信任还不太可能。“印象中的恐惧阴影会潜藏在人们心里，一旦有类似的情景出现，酝酿的危险可能会超过疾病本身。”

　　疾病不等人

　　2003年是SARS，2004年是禽流感，到了2005年，人们遭遇了流脑——虽然这次只是小规模的流行。

　　据世界卫生组织1996年的统计，在全世界5200万死亡人口中，有1700万人死于传染病或与传染病密切相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发现和确认的新传染病已近40种。

　　SARS不是人类的最后一次灾难，禽流感不是，流脑当然更不是。

　　人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越来越多的传染病？

　　《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分析报告》中显示，中国的公共卫生状况并非在所有方面都在改善。一些贫困农村不安全饮用水住户比例达到50.3%，使用不卫生厕所的比例更高达91.3%;而不同地区的儿童免疫接种率也呈现出经济水平越低，接种率越低的趋势……

　　协和医科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黄建始指出,中国的城镇化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进行,人口的城市化及大规模流动无疑会加快疾病的传播，而全国公共卫生系统的现状已是不堪负荷。

　　可是,疾病不等人。

　　随着全球化及人们生存环境的变化,发生新传染病的概率也将增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挥之不去的幽灵。而对于中国来说，建立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已是当务之急。

　　流脑

　　流脑全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冬春季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有关流脑最早的报道出现在1805年的瑞士，中国于1896年首次在武昌发现流脑。之后，流脑一直在中国部分地区呈周期性流行，20世纪80年代前几乎每隔10年就会有一次大流行。1984年后，流脑的发病数量逐年下降，但近年又有所上升。2001年中国北方地区出现过流脑的小规模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