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塞萨巴吉纳——卢旺达大屠杀中的难民保护神

　　新华网：奥斯卡·辛德勒的故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一部优秀的电影使他不朽。半个世纪之后，辛德勒时代的种族屠杀仍在发生，令人唏嘘。

　　保罗·鲁塞萨巴吉纳堪称这样一位辛德勒式的人物。在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发生时期，他保护了1268人免遭屠杀者毒手。他的经历同样感动了好莱坞，以他的故事为蓝本拍摄了影片《卢旺达酒店》，影片导演特瑞·乔治将鲁塞萨巴吉纳称为“人性的光辉榜样”。

　　《卢旺达酒店》最近获得第62届金球奖最佳剧情片提名，并很有可能入围奥斯卡金像奖的评选。

　　“普通”英雄

　　鲁塞萨巴吉纳无论哪方面在卢旺达都只算得上普通，中等个头，中等身材，态度温和，总是无可挑剔地穿一身黑色西装，打丝绸领带。但作为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米勒·科利纳五星级酒店的经理，他在1994年的76天里所做的一切远非普通二字可以形容。

　　仅凭借一个酒窖、一条电话线和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他保护了1268名藏身于他酒店的人不被胡图族行刑队抓走。

　　“没有一个人被带走，没有一个人被殴打，没有一个人被杀害……我的酒店里没有一个人受到伤害－－这是我唯一关心的，”鲁塞萨巴吉纳说。

　　鲁塞萨巴吉纳是一个政治观点温和的胡图族人，但不是每个同族人都像他这样，许多平时受过良好教养的专业人士－－律师、教师、商人、教士都加入了屠杀者行列，将刀砍向图西族人的脖子。而许多比酒店似乎更安全的避难点——教堂、学校等地都未能阻止胡图行刑队进入。成千上万人顷刻间丧命，100天之内，100万人被杀。大屠杀前，图西族占卢旺达人口的14％，而大屠杀后，只占9％。

　　在所有人似乎都陷入一种疯狂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时，鲁塞萨巴吉纳的善举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恶梦之始

　　鲁塞萨巴吉纳的恶梦开始于1994年4月9日，那是卢旺达胡图族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遇刺后的第三天。总统的遇刺好像催化剂，将本已紧张的两族关系推向崩溃，而一些人正好利用这一时机，展开了早已策划的大屠杀。

　　4月9日这天早上，总统卫队的士兵来到了鲁塞萨巴吉纳家，要求他把他们带到米勒·科利纳的姐妹酒店－－国宾酒店，他们要把那里变成他们的总部。鲁塞萨巴吉纳拒绝抛下图西族妻子塔提亚娜、4个孩子以及在他家起居室避难的32个邻居，于是所有人被塞进了一辆面包车，由两辆军车一前一后护送而来。

　　然而，刚走没多远，总统卫队的中尉指挥官就停下车来。他将一把卡拉什尼科夫半自动步枪交到鲁塞萨巴吉纳手中。“你这个叛徒，”中尉说，“拿起这把枪，杀死这些蟑螂。”当时，鲁塞萨巴吉纳觉得自己死定了，唯一不确定的只是什么时候。他还担心自己会不会真的按照那个中尉所说，扣动扳机，杀死自己的家人。

　　“你必须明白，杀人已不再是件复杂的事，”他回忆说，“我们周围都是尸体。这（杀人）就好像是个玩笑，起码很正常。”

　　说这话的时候，鲁塞萨巴吉纳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死神在头顶徘徊的时刻。

　　“我对那个（卫队指挥官）人说：‘听着，朋友。’杀掉面包车里的老头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将得到什么？我知道有人又饿又累，我可以给你钱。干吗不谈谈呢？”

　　但这些都不起作用。总统卫队的人说，他们已经得到了报酬，每杀一个图西族人都能得到20万西非法郎（约合20美元）。于是，鲁塞萨巴吉纳尝试另一种策略。

　　“如果你想杀死他们，那就去吧，”鲁塞萨巴吉纳对那个指挥官说，“你不会受益，你什么也得不到。你只有25岁，但你下半辈子都要双手沾满鲜血地生活。”

　　然后，鲁塞萨巴吉纳使用了他今后一段时间经常会使用的一句话。他说：“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结束，你将怎样面对历史？”经过近一个小时的交涉，中尉终于接受了交易，但鲁塞萨巴吉纳拒绝透露他到底支付了多少钱。对于他来说，这是个决定性时刻，“我觉得我已经死了，”他回忆说，“但那之后，我总想我能够找到出路。”

　　以酒换命

　　幸运的是，他的职位帮了他的忙。像许多非洲国家一样，首都的五星级酒店是这个国家精英人群的社交场合。作为一家五星级酒店的经理，鲁塞萨巴吉纳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卢旺达政界、军界的大部分重要人物。

　　此外，作为比利时的前殖民地，卢旺达还有一些比利时公司，其中包括比利时航空公司。鲁塞萨巴吉纳所在的米勒·科利纳酒店以及国宾酒店都为比航所有。

　　基加利城里熟悉政治圈的人都以为，比航皇冠上的明珠、时常举办新闻发布会的米勒·科利纳酒店肯定有联合国军队保护，于是他们蜂拥而至。4月11日，卢旺达的白人几乎已全部撤离，而美国间谍卫星拍摄到的画面显示，数千具尸体漂浮在卡盖拉河上，河水将他们一直送到维多利亚湖。

　　到4月12日时，113个房间的米勒·科利纳酒店已经在满负荷运转，这里聚集了400多人。后来几天，这个五星级酒店越来越像一个难民营，最后人数达到1268人。

　　鲁塞萨巴吉纳把保护这些人看成是自己的责任。他以往与军、政高层建立起的良好关系派上了用场。

　　“如果你想和什么人谈判，你得拉近他们，给他们想要的东西，”鲁塞萨巴吉纳说。他们想要的是酒，而且他们知道鲁塞萨巴吉纳这里有全市最好的酒窖。“这就是卢旺达的办事方式，你交谈，你协商，通常总得边喝边谈，”鲁塞萨巴吉纳说。

　　酒店的常客中包括陆军参谋长奥古斯坦·比祖蒙古将军。尽管比祖蒙古现在因反人类罪被判终生监禁，但鲁塞萨巴吉纳还是很感激他所做的一切。

　　一天，胡图武装分子进入酒店，声称要把这里的图西人都杀死。鲁塞萨巴吉纳和比祖蒙古正在国宾酒店痛饮啤酒和白兰地。听到这消息后，他们急忙赶回米勒·科利纳酒店。据鲁塞萨巴吉纳回忆，比祖蒙古掏出枪来喊道：“如果一个人杀了人，我就杀了他；如果一个人打了人，我也杀了他；如果你们不在5分钟之内离开，我就把你们全毙了。”胡图武装分子最终离开了。

　　围困生活

　　尽管10年后的今天，米勒·科利纳酒店已经有些过气，但这里的游泳池仍然是全基加利最好的。“这个游泳池救了很多人的命，”鲁塞萨巴吉纳说，“他们（胡图武装分子）切断了水源，酒店里的人开始喝游泳池里的水。”

　　酒店的261房间是鲁塞萨巴吉纳全家居住过的地方，但住在那里的不仅是他们几个，还有2家总共40人都住在这个房间。这还是因为他们来得早，能够住在房间里。后来的人只能随便找地方睡：在走廊上，会议厅，甚至咖啡厅里。

　　在酒店寻求避难的人是一群不一般的人。其中有被屠杀的图西族总理的孩子、其后的三任总理、基加利前总检察官等。他们中还有牧师、主教、知识分子、商人、记者等。甚至有一些杀人者会把自己的图西族妻子或母亲带到这里躲藏。这也是众多难民能够在米勒·科利纳酒店幸存的原因之一。

　　弗朗索瓦·哈比亚卡勒是个立场温和的胡图族人，曾担任过公共服务部部长。他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了米勒·科利纳酒店。“每个阶层都有人在这里，”他回忆说，“胡图族、图西族，各个政党－－所有人都和谐地居住在这里。保罗是（保证这种和谐的）原因——他对每个人都很友好，从不因为你的身份而给你特别关照。如果他不那样，在米勒·科利纳酒店内部就可能爆发内战。”

　　加萨斯拉夫妇的逃生经历是所有米勒·科利纳幸存者中的经典，鲁塞萨巴吉纳可以不夸张地说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让－巴蒂斯特和奥黛特·加萨斯拉都是医生，在图西族知识分子圈里很知名。屠杀开始后，两人试图带着孩子逃离基加利。他们想去接奥黛特的姐姐、一位知名的女议员，但遭到一群刚刚杀死奥黛特姐姐的武装人员的袭击，不得不退回自己家。广播里说，加萨斯拉夫妇已经被打死。

　　其后的两周时间，他们不敢待在屋里，而是躲藏在房子外面的树丛里。与此同时，鲁塞萨巴吉纳一直在寻找他们，不停地往家里打电话。让－巴蒂斯特以为是武装分子打来检查他们是否已死，所以不让奥黛特接电话。最后，奥黛特实在忍受不住煎熬。她说，再这样下去他们不被砍死也会饿死，不管怎样都会死，索性横下一条心，接听了电话。

　　电话救了他们。让－巴蒂斯特描绘他们抵达米勒·科利纳酒店时的心情：“就像是从地狱走进了地上的天堂”。他们看到了许多像他们一样被宣布死亡的人。“想到能与这些人死在一起，我们有了一种奇怪的舒适感……我们非常高兴能与朋友们死在一起，”让－巴蒂斯特说。奥黛特后来还为一个17岁的女孩接生了孩子。此后，女孩与她的图西歌手男友在酒店举行了婚礼，婚礼由一位主教主持，孩子也受了洗礼。

　　安全转移

　　住进米勒·科利纳酒店并不是进了保险箱，在那些日子里，这里的居民时刻与死神打交道。

　　哈比亚卡勒说：“好几周，我们都在等死。武装分子袭击了我们好几次，最后我们还遭到炮击。还有，我们还可能死于饥饿。”

　　由于不断有人躲进米勒·科利纳酒店，食品越来越成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鲁塞萨巴吉纳开始协商将酒店居民转移到图西族控制的地区。酒店的大多数人认为鲁塞萨巴吉纳会在第一时间离开。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他决定留下，直到最后一个人离开。妻子塔提亚娜和让－巴蒂斯特都试图说服他，但鲁塞萨巴吉纳决心已定。“如果我救了自己，那么想起1000多人因我而死会怎样？我怎么面对历史？”

　　5月3日，第一次转移行动失败。包括塔提亚娜和孩子、加萨斯拉夫妇在内的70人试图转移，但有人告诉了武装分子，结果他们在路上被截，遭到了殴打。直到5月27日，酒店里第一批100多难民才得以转移。在转移前的那天晚上，261房间的几个家庭凑在一起。“我们决定，无论谁活着，都要照顾其他家的孩子，视同己出，”让－巴蒂斯特说，“我们告诉孩子们，从现在起他们就是亲兄弟姐妹。”

　　转移行动取得成功。到6月18日，所有米勒·科利纳酒店的难民都安全转移，没有一人丧生。

　　悲凉人生

　　离开酒店后，鲁塞萨巴吉纳和塔提亚娜带着孩子开车前往塔提亚娜的家乡。在平常，那是一段让人心旷神怡的旅程，青山翠谷，炊烟犬吠，一派农家风韵。可是，1994年，这里一片死寂。“没有人，没有车，没有动物。唯一声音是狗吞食死尸的声音，”鲁塞萨巴吉纳说，“整个乡村弥漫着死亡的味道。”

　　在塔提亚娜家，他们发现了起居室的血迹，顺着血迹，他们找到了一个坟墓，那里埋葬着塔提亚娜的母亲、嫂子、4个孙子、1个孙女的尸体。只有在此时，平静的鲁塞萨巴吉纳愤怒了，他第一感觉到如果手里有枪，他可能会杀人。回到基加利，他又继续管理了2年米勒·科利纳酒店。1996年，他自我放逐到比利时。也许他的离开源于他内心深处对祖国的失望。

　　“我不会闭嘴不言。可我们卢旺达人到现在依然不能正视邪恶……胡图族会告诉你他们的历史，图西族也一样。对我来说，我们都有罪。按照这两种逻辑，我都失去了亲人。我们需要坐在一起，胡图人、图西人，共商未来。”

　　就像鲁塞萨巴吉纳对那位中尉所说：“总有一天，这一切都将结束。你将如何面对历史？”（完）（ 徐海静）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胡图族人哈比亚利马纳乘飞机从坦桑尼亚返回卢旺达，在抵达首都基加利上空时遭到导弹袭击，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空难在卢旺达国内立即引发了胡图族与图西族两族的互相猜疑，从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武装冲突和部族大屠杀。从4月7日到7月中旬的100天里，全国竟有约100万人死于非命，200多万难民逃往国外，另有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酿成了令世界震惊的人间惨剧。

　　造成卢旺达内战和部族大屠杀的原因十分复杂。卢旺达部族矛盾由来已久。历史上，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卢旺达实行“间接统治”和“分而治之”：先用占人口14％的图西人统治占人口85％的胡图人，后又利用胡图人反对图西人并统治图西人，导致1959年、1963年、1967年和1973年先后发生4次大规模部族流血冲突。一批又一批图西人被迫逃往邻国，截至1990年10月，流亡国外的难民多达50万人。这次内战便是部族矛盾长期蓄积的恶果。

　　另一方面，这次卢旺达部族仇杀也是一场争夺土地的战争。卢旺达独立时人口仅有300万，到内战前夕已增至800万，而国土面积仅有2.6万平方公里。作为非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卢旺达许多农民无地可种，难以谋生。在此情势下，流亡国外的难民要回国，而国内居民又担心危及自身生存而反对，也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但卢旺达内战悲剧的另一个根本原因，则在于西方鼓吹的“多党民主”浪潮的冲击。1990年10月，卢旺达内战初起之际，西方以停止援助相要挟，迫使当时的总统宣布实行多党制和西方式的民主，并于1992年4月吸收反对党组成多党联合政府。没想到，勉强移植的西方多党制民主模式，非但没有带来稳定繁荣，反而使党派斗争进入政府决策机构，政府的施政能力被大大削弱，各类矛盾加剧，全国局势早已近于失控状态。

　　卢旺达大屠杀留下了深刻教训，引发了人们对安理会作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有效性以及国际社会在预防此类屠杀事件中的责任等问题的沉重反思。早在惨案发生之前，就有人向联合国提出关于卢旺达可能发生部族屠杀的报告，但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发后，联合国曾与10多个国家协商出兵卢旺达事宜，也未能成功。

　　2004年3月，在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到来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防止卢旺达大屠杀事件重演。联合国大会还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反思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以追思过去，警示未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