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孱弱者有力 从矛盾中破题

　　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却仍有相当比例的农户增收缓慢；税费改革消除了农民负担过重的痼疾，公益事业和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又浮出水面；农村社会日趋稳定，乡镇机构臃肿、效能低下的旧疾却更显突出……面对这些不和谐现象，安徽省以深化改革破解难题，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余丙德眼中的“加减法”：为农民卸负强身

　　贫困，是农村社会最大的不和谐，金寨县余店村的余丙德深尝过这样的痛苦：家在大别山腹地，5口人，耕地1.25亩，1999年时负担近180元。他说：“粮价低，山里的地产量也不高，交给上面的比挣的还多，生活真是过不下去了。”

　　2000年余丙德获得了“意外的惊喜”：安徽省在全国第一个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改革，以做“减法”为突破口，将100多项繁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项目、政府性基金和达标项目“一刀切”。据统计，5年内安徽省共减去农民负担100亿元以上，去年农民的人均负担已由税费改革前的109.4元降至38.5元，今年这里还将全面取消农业税。

　　余丙德的惊喜还不止于此。在农民负担“减”下去的同时，安徽又加快将农民收入“加”上去的步伐：2003年，这个省率先进行补贴型利农政策改革，放开粮食流通市场，直接将粮补发放给农民；2004年，这里出台了更多的补贴项目，包括农民购置和更新大型农机具的补助、水稻良种补贴、种粮大户补贴等。“加法”的结果是去年全省平均每个农民得到60元的实惠，占他们新增收入的25％。

　　再算进出账，余丙德连呼“想不到”：“去年我家农业税是32.5元，粮食直补6.1元，良种补贴18.8元，灾减6.2元，算来算去负担就1元多。取消了农业税后，政府对我们纯粹就是补贴了。”

　　减负增收后的余丙德筹划着今后的生活：“农产品价格上来了，我承包了75亩山场，希望也能像邻居那样富起来。”

　　跟余丙德的家庭一样，安徽广阔田野呈现出一片崭新气象：过去的210多万亩“撂荒田”成了抢手货；小麦、早稻每亩净收入比上年激增221元、95元；全省粮食产量比上年增产50亿公斤，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农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增长15％，实现多年来少见的高增长。

　　农村问题专家、安徽省政府参事何开荫认为，要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先得打破农民增收的徘徊局面。在安徽破题的“加减法”，从“取多予少”到“多予强身”，是一个历史性转折，得到的绝非是数字的增减，而是农民对农业的信心。

　　朱绪宏眼中的“扶困网”：让羸弱者与发展同步

　　“加减法”带领大多数农民走上了富裕之路，但仍有困难群体生活在幸福的边缘，肥西县新仓镇陆塘村70岁的朱绪宏是其中的一员。一间摇摇欲坠的土房，窗户上蒙着透着缝隙的塑料膜，前几天的一场大雪让老屋几近垮塌，朱绪宏和患有智障的儿子已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他说：“趁着还能干活，就这么过吧，只求个温饱。可是一旦我‘走’了，儿子怎么办？”

　　朱绪宏的无奈是农村社会多年以来的“痛点”———“少有所教、老有所养、贫有所济、病有所医”的保障体制一直是个梦想。为改变这一现状，2004年6月安徽在原有的基础上建起涉及150万人的新的农村“扶困网”，以财政资金承担对农村五保供养专项补助、农村医疗救助、农村特困群众生活救助、农村特困家庭子女上学救助，形成农村特困群体救助体系。

　　针对农村税费改革后“五保”供养经费难以保障，一批应保对象没有纳入“五保”供养体系的问题，安徽率先实现“应保尽保”，确保每个五保户每年400元生活费。

　　针对农村特困群众，安徽开始对他们实行如城里人一样的“低保”，每年拿出超过1亿元专项资金，按每人每年130元左右的标准对90万特困人口进行救助。

　　针对“因病致贫”的农村人口，安徽出台《农村医疗救助试点暂行方案》，扩大合作医疗试点范围，提高保险额度。去年安徽拨出专项资金，为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作为农村特困群众，朱绪宏老人和儿子也被纳入了“扶困网”，并享有其中的多项补贴。他说：“现在每月拿补助，病了有人管，儿子也能被政府养起来，真的安心了。”

　　安徽省“三农”问题专家陆子修说，如何对待农村特困群体，体现了一个政府的执政理念。没有政府的帮助，他们的生活很难与发展同步，因此千改万改，不能改掉对农村困难群体的救助，这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关键一环。

　　解光晴眼中的“政府瘦身法”：断掉“与民争利”源头

　　改革让农民得到了实惠，但是臃肿的乡镇机构仍威胁着改革的成果。2000年9月安徽开始逐步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乡村区划调整和分流人员安置工作以及财政体制改革，彻底打破乡镇政府“收费养人，养人收费”的怪圈。

　　曾在凤阳县城府镇工业经济发展委员会工作的解光晴也经历了这场“大清理”，回忆当时的情境时他说：“去年8月我接到下岗通知，心情郁闷到了极点，10年工龄在而立之年被通知下岗，半个月我没出过家门，实在想不通。”

　　事隔半年，解光晴已走出阴影，通过考试竞聘成为当地一所小学的教师，心情平复的他已能理性地看待这场改革：“当初人浮于事，单位入不敷出，改革势在必行。其实我也是因祸得福，现在工资800元，比当公务员时多了一倍。”

　　在改革中，像解光晴一样被改变命运的乡镇机构供职人员接近15万。到2004年8月，这里乡镇机构改革和分流人员安置任务已基本完成。“人”的口子扎紧了，安徽又开始扎紧乡镇财政口子，解决农民颇有怨言的基层干部滥吃滥喝等问题。2003年这里率先尝试进行“乡财县管”改革，表面看这只是“财权上移”，实际上却有着通过管住乡镇财政，规范其行政行为，遏制乡镇债务加重趋势的深意。同时，为使乡镇布局更趋合理，安徽乡镇区划调整工作也在深入进行。

　　在“瘦身”的同时，安徽还开出为基层“强身”的药方：从2001年起，省里拿出4亿元，从省、市、县选派9000名优秀年轻党员干部到贫困村、后进村任党支部书记，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何开荫在评论政府自身改革时说：“社会和谐不仅需要经济基础，还需要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率的社会管理。来自政府部门自身的乡镇机构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等就是以此为目标，改变现在政府的运行机制，促使其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新华社记者陈先发沈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