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个体诊所的自杀干预试验

　　为了挽救执意寻死的人，他们7人组成自杀危机干预小组，成立10个月，他们花去5万多元，发放宣传资料，并成功化解自杀危机150多例。

　　但在一系列数字后面，是政府有关部门的漠然和社会的不解。一个从医40多年的个体诊所医生倾其一己之力关注着自杀者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李占江的逻辑：

　　“一心想自杀也是一种病，可治可防。我让准备自杀者牢记一句话——自杀前你是病人，我是专治此病的医生，因此一定要给我先‘报个到’。”

　　1月26日早7时许，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神星乡惊山村，一阵急促的救护车长笛声打破了小山村的宁静。一辆车体上喷着“危机干预免费服务”字样的白色面包车急速驶进一王姓人家。进门几句简短的对话后，这户人家的一男子便与3名医护人员一起将一名看上去极不情愿的青年妇女劝上了救护车。

　　车上，一名老年医生开始与此女交谈。起初，此女一言不发，医生仍耐心地开导，过了大约10分钟，女子终于开了口，泪水如注。医生如释重负般长出一口气。一个半小时后，救护车在保定市南区一个门头写着“振兴精神卫生诊所”字样的二层小楼前停下，女子被扶进了诊所。

　　这个女子的身后，她的丈夫手里攥着一把安眠药和10多根小缝衣针嗫嚅着对随行医生说：“吵着吵着，她就要往嘴里塞……”

　　女子姓刘，这是她5年来第三次自杀。此前两次都是喝农药，一次未能进口，一次被抢救过来。“是不是吊死鬼附身了？老是与我怄气寻死。从报纸上听说李大夫专门救自杀的人，李大夫让自杀者在自杀前一定给他打个招呼、‘报个到’，我就打了个求救电话试试。”刘的丈夫对记者说。

　　李大夫叫李占江，是这家诊所的所长，从2004年4月开始，他与诊所的6名医生一起组建了一个自杀危机干预小组，对外公布24小时救助热线电话，一有求助，他们便驱车前往施救。

　　从小组成立到现在，他们已介入500多起自杀事件，成功化解自杀危机150多例。李占江被称为河北的“陈思”、河北自杀干预第一人。

　　“南京的陈思只是周末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挽救自杀者，我是24小时守候，随时赶到，现场施救，比陈思帮助的面更宽、更快。”65岁的李占江这样说。

　　“一心想自杀也是一种病，可治可防。我让准备自杀者牢记一句话——自杀前你是病人，我是专治此病的医生，因此一定要先给我‘报个到’。让他的思想有条防线，命不仅仅在自己手里，还要征求医生的意见。只要他想死时给我联系了，我就有机会让他活下来。”李占江说，这句话是他成功劝解过自杀者后告别时反复嘱咐他们的话。

　　正是因为牢记了这句话，从他的自杀危机干预小组成立以来，有50多人都是在又一次准备放弃生命时想到了他。而每当见到他，对生命的渴望之火就会重新燃起。大胆的设想：

　　“1人自杀直接伤害6个人，保定市每年有2870人自杀身亡、2万人自杀未遂，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应该有人关注。”

　　促使李占江走上自杀危机干预之路的是发生在1997年初的一件事。

　　1997年，李占江了解到易县南柳泉村有一户人家，因父亲患肺癌去世，母亲患了抑郁症，3个女孩子衣食无着，被迫失学。李占江便主动找到这家人，为孩子的母亲免费治疗抑郁症，但最终这位母亲病情反复，喝农药自杀，3个孩子成了孤儿。

　　李占江说，这位母亲患抑郁症最初的原因竟是7年前高考时只差一分没考上大学，为此她还曾自杀未遂过一次。后来此事一直淤积于胸无人为之排遣，等他前去救助时为时已晚。对此，李占江追悔不已：“如果在她为一分之差想寻短见时，我就为她治疗，也许她不会自杀。对有自杀倾向的人来说，早日接受危机干预能有效避免自杀，越早越好。”

　　从1978年就开始收治精神病患者的他在工作中接触了大量这样的病号，但这个事情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他眼前经常浮现出3名孤儿孤苦伶仃的惨状。

　　2002年初，他从媒体上得知南京有个陈思一直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挽救跳江自杀者；2002年12月，他得知全国首家专门研究自杀问题的机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在北京市回龙观医院正式成立；2003年4月，该中心开通了全国唯一的24小时免费心理咨询电话800－810－1117；尤其2003年11月他应邀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国际自杀研究和预防研讨会，对自杀危机干预的理论和策略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南京有人以一己之力苦劝自杀者，北京有专门机构干预自杀危机，我自己又有多年的心理治疗经验，为什么不能在保定成立一个专门进行自杀危机干预的组织呢？李占江这样想。“我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死于自杀。平均每两分钟就有1人自杀死亡、8人自杀未遂。1人自杀直接伤害6个人，保定市每年有2870人自杀身亡、2万人自杀未遂，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应该有人关注。”他拿出了用北京会议上学来的推算法推算出的数据告诉记者。

　　从北京回家后，他便对自己诊所的6名医生进行了自杀危机干预知识的培训。经过半年时间的准备，2004年4月，他向社会公开宣告：一个由7名个体诊所医生组成的自杀危机干预小组正式成立了。在24小时热线电话推出的同时，他们又在自己创办的“中国精神卫生服务网站”上正式开通网络救助热线。

　　从此，诊所每天都要接到五六个相关电话、10多封信件和电子邮件。对来电来信，他们都及时进行解答、回复。如情况紧急，他们就立即开车前往。

　　就在1月26日当天，他们就接待了3名来访者、下乡接治1人、电话劝解7人、回信4封、回复电子信件5封。来信者中有一名竟是千里之外的上海人。

　　“刚开始时只是想试验试验，想不到会有这么多人求助，我只有把这件事做好才对得起这么多人的信任。”李占江说。攻心之战：

　　“任何一个人选择自杀的时候，他身体里总有一部分力量想要活下去，我们的任务就是探准那部分力量是什么，强化他内心里想活的部分，弱化想死的部分。”

　　“任何一个人选择自杀的时候，他身体里总有一部分力量想要活下去，我们的任务就是探准那部分力量是什么，强化他内心里想活的那部分力量，弱化想死的那部分力量。”李占江说他的战术讲究“攻心为上”。

　　记者在这里亲眼目睹了李占江的攻心之战。对象是这天上午从满城县接来的王姓女子。

　　在车上，李占江先是站在王的立场上指责其家人的做法——让王开口讲话，并开始痛哭——这是好的开端，如果自杀者闭口不言，事情往往不妙，让其开口或哭出来是劝解的第一步。李占江称这一步为“引子”。

　　进了所里，李占江让其家人回避，他自己与两名女医生一起做此女的思想工作——这是“避法”。让矛盾面避让开去，给自杀者一个清静的空间。这时让此女哭个够、骂个够、埋怨个够，他与女医生的职责一是保护此女免做傻事，二是当出气筒——这是“泄法”。让胸中怨气一泄了之，不泄无从开导。

　　闹够了，闹累了，此女开始稍稍安静下来，这时一番攻心战正式开始了。女子说它觉得自己与丈夫的矛盾不可调解，一见到他就烦。李占江就让她从二人刚认识谈起，重点探问其丈夫身上的可取之处。同时，谈到了人生的乐趣，对父母尽孝、对孩子负起抚养义务等问题——这是“牵挂法”：人生总有些牵挂，让这些牵挂浮出水面，牵住自杀者的灵魂。

　　中午12点半，女子最终安静了，说头痛得很，累了想睡。李占江安排人给此女端上来刚做好的面条。在此女吃过后，再让她吃了些镇静祛痛的药，看她睡下才与女医生们离开。

　　“她已经开始犹豫，开始思考活着的必要性了。在我这住两天，吃些药调理调理，再接受一下我们的心理治疗，不出3天她就会很有生活信心地走回家去。”在诊所门口，他一边擦拭额头的细汗一边对女子的丈夫说。

　　“这个女子算是救助得比较成功的。抓住了先机，让我们有了比较从容的沟通、交流的时间。”干预小组里的李军旗医生评点这次救助。

　　李军旗医生说，有一次救助去得晚了，至今让他们愧疚不已。那是去年9月的一天，诊所接到一个求助电话，一个母亲说女儿要跳楼自杀，希望他们尽快去解救。他们立即开车上路，但事发的这个村子离医院有25公里远，路上还出现了堵车，当他们赶到时发现这一家正用水冲刷院子，李军旗脑袋一下子蒙了——肯定是女孩已跳过楼了。事实果然如此。

　　李军旗说：“时间就是生命呀！我们恨不得肋生双翅飞到自杀者面前。没有时间，再好的攻心术都是白搭。”因此，“快”成为干预小组成员施救的第一原则。孤军之战：

　　这些部门的人都用怪异的眼神盯着他们看半天，在说了“没接到上级指示精神”、“你们搞这些东西到底想干啥”之类的话后便将他们晾到一边，要么干脆推出门外。

　　在诊所里，记者看到了当地省市的一些媒体对“自杀危机干预小组”的10多篇报道，不少媒体盛赞这一做法为“义举”，并公布了小组的求助电话。“但我们面临媒体热、社会躲、政府冷的尴尬局面。”李占江苦笑着说。

　　为宣传自杀危机干预知识，让群众认识到自杀也是一种病，可治可防，李占江花了3万多元印制了一些宣传资料到社区和农村发放。发放时群众一听说是自杀的事，大多扭头就走，不愿多说，材料也不愿意要。一些人干脆直接当面骂起来了：“老子又不想自杀，你们是不是想咒我死？！”没办法，他们只好将材料投放到停在路边的自行车车篓等地方。

　　倒是进学校宣传较为顺利，校方理解这是心理学的一部分，非常支持他们的宣传。“往往是老师学生们争着要材料，这让我们很高兴。后来，我们先后接到10多个学生的求助电话，我们及时赶去，都成功了。”

　　对自杀干预，许多政府部门不理解。李占江说，去年他们印制了几千份“城镇自杀及未遂调查登记表”，几个人兵分三路去不同的地方政府部门请求帮助调查填写，但都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这些政府部门的人都用怪异的眼神盯着他们看半天，在说了“没接到上级指示精神”、“你们搞这些东西到底想干啥”之类的话后便将他们晾到一边，要么干脆把他们推出门外。

　　他们想到效仿北京的做法成立一个“保定市自杀预防协会”，以组织的力量合力推进自杀预防，2004年7月，申请已报到了有关部门，但至今如泥牛入海般没有消息。

　　据说是有关部门认为，国家和省里还没有类似机构，下面怎么能轻易批准设立呢？

　　“本来从事精神卫生治疗就不挣钱，自从搞了自杀干预后，诊所往这上面的投资都有5万多元了，我们这么做真有点孤军奋战、力不从心了。”李占江说，除了收些微薄的医药费，他们苦口婆心、耗时费力的劝说是分文不取的。而在国内一些大城市，这种心理咨询的收费标准是每小时二三百元钱。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李占江他们还要给穷困潦倒的自杀者饭钱和路费，“简直像个民政机构了”。

　　“想做下去吧，实在赔不起；放弃吧，又割舍不了这份感情。毕竟这是个正大光明的事业啊！怎么开展着就这么难呢？”李占江对此很是困惑。：上海人大代表建议：组建心理危机干预中心

　　据2005年1月19日《上海青年报》报道：目前上海的年自杀死亡率为十万分之八点四至十万分之十一。对自杀人群如何进行干预，在今年又成了上海市人大代表们的热议话题，早日建立“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建议也已连续第二年被提出。

　　今年提议成立“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上海市人大代表、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陈建中建议：此中心应有一支快速反应的精神卫生队伍，设立24小时危机干预热线电话、危机干预网络、心理服务门诊等，对自杀现象进行监测，向有自杀行为者、自杀未遂者及其家人提供及时的心理治疗。

　　据了解，去年曾有两位上海市人大代表就“尽快建立上海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及其网络”提交了书面意见。上海市卫生局对该意见的答复是：上海市的确缺少一个由政府支持的此类中心，同时也缺乏一个以社区、医科大学和医院为基础的服务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