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学人自传，窥世纪风雨

　　自传是有境界的

　　像我这样的世俗人，向来喜欢读传记。不过心态像林燕妮一样“八卦”：好看的自传还是要有胡适式的“赤裸裸”。遮丑的自传有如穿了半件衣裳，裸露程度更加分明，只因衣不蔽体。依我个人爱好，写自传的人最好是比黄永玉还老的老头，历尽风雨，而这风雨，加上“百年”二字更妙。按这个标准，这套“中国人自述丛书”正合适：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每一位都见证了中国二十世纪的风雨。如果再加上季羡林新版的《牛棚杂忆》，几书合读，相映成趣。

　　去年以来，自传在书界成了热点话题。尤其在余秋雨和周国平两书狂炒之后，不少人开始产生“审美疲劳”，一些学者更力证自传的不可靠。尽管当年胡适先生到处劝人写自传，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试问天下有几人能像胡先生一样“赤裸裸”？

　　传记满天飞，更生出不少好玩的态度。别人为余光中立传，余先生居然作序：“对一位作家来说，他一生的作品就已是最深刻、最可靠的自传了。我国久有三不朽之说；不过立德、立功的人或许要藉自传或他传以传，立言的人已经有言可传了，又何必靠自传呢？”写得多聪明。

　　更聪明的是钱钟书：“有人叫我写《自传》，我敬谢不敏。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像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这是心理功能和我们恶作剧，只有尽量不给它捉弄人的机会。反正文学史考据家不愁没有题目和资料，咱们也没有义务巴巴地向他们送货上门。”

　　像我这样的世俗人，向来喜欢读传记。不过心态像林燕妮一样“八卦”：好看的自传还是要有胡适式的“赤裸裸”。遮丑的自传有如穿了半件衣裳，裸露程度更加分明，只因衣不蔽体。依我个人爱好，写自传的人最好是比黄永玉还老的老头，历尽风雨，而这风雨，加上“百年”二字更妙。按这个标准，这套“中国人自述丛书”正合适：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每一位都见证了中国二十世纪的风雨。如果再加上季羡林新版的《牛棚杂忆》，几书合读，相映成趣。

　　几位老先生都是大学者，从中窥探一点治学之道，是我第一好奇之事。与冯友兰和季羡林留学海外不同，梁漱溟一生靠的是自学。梁说：“我的自学，最得力于杂志报纸。许多专门书或重要典籍之阅读，常是从杂志报纸先引起兴趣和注意，然后方觅它来读的。即如中国的经书以至佛典，亦都是如此。其他如社会科学各门的书，更不待言……我之好学是到真‘好’才去‘学’的，而对某方面学问之兴趣和注意，总是先借杂志报纸引起来。”不失为一妙法。而梁以一个中学生而任北京大学老师时，不过25岁。蔡元培几句诚恳邀请的话：“我看你也是喜欢哲学的。我们把一些喜爱哲学的朋友聚拢在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么可以不来呢！来北大，你不要以为是来教别人的，你把到北大当做来共同学习好了。”打动了梁漱溟，相信也打动了无数后学。

　　就在梁漱溟到北大任教的第二年，冯友兰北大毕业，向哥伦比亚大学请求过奖学金。杜威写了一封推荐信，信相当的长，最后一句话说：“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这个好材料，谈留学的经验，引人开怀：“欧洲的大学有一个特点，是学期短，假期长，特别是暑假。暑假大概是从5月到10月。在学期中间，还有一些宗教的纪念日，加起来，一个学年上课的时间大概不多于半年。课程也比较简单，主要是一些基础课。当时有一个笑话，说如果光从课程表看，中国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可以教美国的哈佛；哈佛的毕业生可以教英国的牛津、剑桥。”

　　更可爱的老头还是季羡林，留德苦读之后终于得到博士学位，竟有一段“赤裸裸”的独白：“我为什么非要取得一个博士学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样，有的则可能迥乎不同。中国近代许多大学者，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鲁迅等等，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都会在学术史上有地位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可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头衔对他们毫无用处。但我扪心自问，自己并不是这种人，我从不把自己估计过高，我甘愿当一个平凡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则在抢夺饭碗的搏斗中必然是个失败者。这可以说是动机之一，但是还有之二。我在国内时对某一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留学生看不顺眼，窃以为他们也不过在外国炖了几年牛肉，一旦回国，在非留学生面前就摆起谱来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学生，则一表示不平，就会有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的狐狸。我为了不当狐狸，必须出国，而且必须取得博士学位。”

　　读几位老先生的自传，我的第二好奇是他们在动乱时期的经历。冯友兰素有诗才，在抗战时写过“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之句，朱自清朗诵了此诗时，全体师生都感到凄怆。然而，“文革”后，冯友兰不得不为自己的诗作解释：“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不是捧江青做皇帝；“深谢耆年带路人。”这个“耆年带路人”明明指的是毛主席，可是有人竟然说指的是江青。

　　书生经历如此，可悲，更可怜。毕竟，你我都是大时代里一片枯叶，一棵小草，有不经风雨的一面。

　　以此来看，季羡林的《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中的反思，尤显难能可贵。季羡林在德国时，“希特勒刚上台不几年，德国崇拜他如疯如狂。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年轻貌美。有一次同她偶尔谈到希特勒，她脱口而出：‘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是我莫大的光荣！’”

　　领袖崇拜狂热至此，却不是空前绝后。《牛棚杂忆》的“余思或反思”中，季羡林又举这个美女的例子，说“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个潜台词：我们中国人聪明，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事实证明他当时太天真了！看《牛棚杂忆》，会有一种心痛的感觉。“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们谈十年浩劫的灾难，他们往往吃惊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样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季羡林的反思是直指现实社会的，要不然怎么会有如此神来一笔：“我最近还听说，有一位颇为著名的人物，根据苏联解体的教训，说什么：中国知识分子至今还是帝国主义皮上的毛……说这种话的人，还有一点是非之心吗？还有一点‘良知’吗？我深深感到忧虑。”

　　自传至此，已经超越时空，真正“借我一生”为后人留下精神财富了。

　　李怀宇　(本报记者)

　　问题中人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演时，向听众郑重声明：“我始终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许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问题中人！”

　　“问题中人”是颇贴切的定义。纵观梁先生一生，孜孜探求的是人生和社会两大问题。对这两大难题的深思和解剖，成就了他的学问和事功，也成就了他的人生使命的多重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等等。许多人穷其一生无法抵达其中境界之一，而他却一人囊括之，足见其雄心、资质和奋力。“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他为自己的一生做了精当的注脚。

　　梁先生在《人心与人生》中自述其思想嬗变史。少年时期受父亲影响，厌弃虚文，向往事功，崇尚西方实用主义。青年时期对欲望苦乐的思辩，使他皈依了古印度的出世哲学，八年里怀出家入山之念，守佛戒茹素不婚。再后，从儒家典籍中感怀人生之和乐，觉悟到人异于兽，“有卓然不落于欲望窠臼之可能”，于是抛却人生是苦的思想转而肯定人生。他对人生问题的求解，经历了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先是西洋，再是印度，最后回到中国，在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里提炼出立身之本。由“他”入“我”的思想流变，使他能够关照多种文明体系，在世界的大坐标里反思中华文化，因此在他的自述文集里，对于儒家理论常有新知灼见，精辟之言。

　　梁先生本着儒家的“郑重”态度，力图解决近代中国的社会问题。何谓“郑重”？在他看来，逐求、厌离、郑重为三种人生态度，其文化载体分别为近代西方文明、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儒家文化。“郑重”的主要意义在于教人“自觉的尽力量去生活”。在梁先生身上，这种“自觉”和“尽力”体现为对国家和人民的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为一个更好的中国而奔走号呼，不遗余力。为改造中国社会之落后面貌，开展乡村建设运功，普及民众教育；抗战期间，巡视敌后游击区，访问延安，为抗战奔走南北，力主统一和民主；为促进团结抗日，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赴香港筹办《光明报》；抗战胜利后，又奔走国共和谈，为避免内战献策献力；解放后，婉拒加入政府之邀，以民主党派人士身份在政协工作三十年，并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他身上体现出士大夫的入世救世精神，然而与士大夫不同的是，他所追求的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人生社会两大问题是这本自传的主题，而作者的个性可谓该书的主调。特摘录几段率真豪侠甚至狂妄之言以飨读者：

　　“我是什么都没有的人，实在无从讲学问……大家以为我对中国的古书都很熟，其实我一句也没有念，所以一句也不能背诵。”

　　“在我看，一个大学里开一个哲学系，招学生学哲学，三年五年毕业，天下最糟，无过于是！”

　　在对李闻案发表书面谈话的记者招待会上，梁漱溟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从香港辗转回国期间，艰难险阻，从容不迫，“安危自有天命”。“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对于此公，爱与不爱，悉听尊便。

　　徐扬(书评人)

　　精彩书摘

　　我是问题中人

　　人之所以有学问，恰为他善于发现问题，任何微细不同的意见观点，他都能觉察出来，认真追求，不忽略过去。问题是根苗，大学问像是一棵大树，从根苗上发展长大起来；而环境见闻(读书在其内)、生活实践，则是它的滋养资料，久而久之自然蔚成一大系统。

　　我始终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许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问题中人！

　　“师严道尊”

　　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一个“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礼记·学记》说：“师严然后道尊”，所尊的是他讲的那门学问，并不是那某一个人。在十年动乱时期，人们把这句话误说为“师道尊严”，其实应该是说“师严道尊”。

　　平凡人的心情

　　多少年来，博士头衔就像一个幻影，飞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远，或隐或显。有时候近在眼前，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有时候又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即。有时候熠熠闪光，有时候又晦暗不明。这使得我时而兴会淋漓，时而又垂头丧气。一个平凡人的心情，就是如此。

　　“非人”比畜生可怕

　　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山头，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我这里所谓“非人”，决不是指畜生，只称他为“非人”而已。

　　李怀宇整理

　　图：

　　《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定价26.80元

　　《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22.80元

　　《留德十年》，季羡林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18.80元

　　《牛棚杂忆》，季羡林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2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