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理”的悲哀

　　孤　云

　　(上海　媒体人士)

　　《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袁伟时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袁伟时，中大哲学系教授，七十几岁的老头了还闲不住。多年来他研究晚清变局，研究辛亥革命，研究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常有惊人之论。如今，他又将手伸向新文化运动，编著了一部55万字的《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其中包括近年来潜心研究所得的10万字论述。

　　何谓告别中世纪，袁伟时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为挽救民主共和制度而开展的启蒙，是为告别中世纪而进行的思想革命”。这一结论是他从文献里“读”出来的，本书45万字的文献资料，仅是他目力所及的一小部分而已。

　　时人谈新文化运动，凡知晓这一名词的，大约都能道出一番见解，即便未曾认真研究过，至少“德先生”、“赛先生”是不会弄错的，因为教科书上都是这么写着的。这当然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张，然不足以涵括新文化运动的全部意义。仅举一例，《新青年》创刊号上陈独秀那篇著名的《敬告青年》中，即已提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的主张，如果不读原文，想来没多少人在民主与科学之外，还有这么一位“先生”。这位“先生”，袁伟时认为陈独秀等人说的是“个人自由”，且他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所以，袁伟时再三强调要依据文献解读历史，乃至翻印文献供有志者阅读。

　　照理说，研究历史要从文献入手乃是常理，现在有些人基本文献都可以不必读就大发议论，还有的人虽下过功夫，得来的却不过是“片面的深刻”。近年来重新解读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不可谓不多，其中不乏大师弟子、学界名流，但其所发言论，在袁伟时眼里无异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哈耶克的学生林毓生等人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根源，其主导思想是无政府主义，这些观点正是袁伟时所谓的“片面的深刻”。这也是袁伟时编著此书的原因之一——谁对谁错，大家看了文献再论。但是，文献这东西是死的，可以为这个人的观点服务，也可以为另一个人的观点服务，所以，恐怕也有人会说，袁伟时所论无非也是“片面的深刻”。若如此，我担心袁伟时先生花那么大力气做的工作，未必能引起一些人的同情。

　　常理成为苛求，当然是一种悲哀。为维护“常理”，袁伟时以七十高龄亲身做资料员、校对工，所做的一切又未必有用，不得不说也是一种悲哀。但是，即便袁伟时针对新文化运动所发的议论接近于历史，其所重申的也不过是八十多年前的“旧调”而已。“旧调”到了今天仍须重弹，更是一大悲哀！却不知道，若干年后袁伟时先生的论述会不会又成为后人重弹的“旧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