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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长道短忆房改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07日09:59 东方网

  说长道短忆房改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司徒伟智 2005年1月5日 9:21

  自从朱镕基总理卸任之后,几次从媒体上看到对其当年某些具体工作乃至施政方针的含蓄批评。未见他本人有异议,主管部门也没有叫停。这显示出一种可贵的新风气,意味着政治问题可以探讨,即使事涉广受崇敬的前领导人也不例外;表明了我们的人权状况“天天在进步”(记得朱镕基在记者招待会上这样说过),日益进入宽松和谐的境界。

  真理愈辩愈明。对昨天的政策深入商榷,有利于今天的路径正确选择。前一时期,曾有一位网友于一家大型网站的留言板上批评朱镕基――一上来先表示“朱总理是一个好官、清官,是一身正气的官员,我从内心里崇拜朱总理”。但他“认为朱总理有一些失误”,计为“高薪养廉问题”、“房改问题”、“国有企业向个体转换过程”中的问题、“加大了贫穷差距”(原文如此)的问题、“职工下岗就业问题”5个方面。随着此份主帖,出现的唯一一份跟帖,表示完全赞同。

  5个方面,均涉及国计民生。身非统计学家,完整数据手头阙如,难以参与争论。只是作为一个过来人,一直想提供有关房改的所见所闻所感,供有志于研究的网友参考。

  一、令人汗颜的“猫额”现象

  这位网友批评房改政策的留言全文为:“房改问题、让有权的人员钻了空子,他们都住了好房、大房。有的捞了几套房子,国家的资产变成了他们的财产,一套房子一卖就是几十万,让官员们钻了空子,老百姓还是没有房子住。”――官员借房改徇私舞弊现象会不会有?不消说是有。再好的政策也有人钻空子,明太祖最欣赏的青年政治家解缙就说“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以中国之大,监督限制体系之草创,官员穷奢极欲而让“老百姓没房子住”的怪事丑闻怎么少得了。

  然而,据我对房改历史的观察,这似乎并非事情的主导方面。

  中国的房改,是从上海打开局面的。现在各国各地的朋友来到上海,会赞不绝口――不光主要的大街流光溢彩,到四处弄堂里走走看看,也大抵房舍齐整、居室宽舒。但是稍微上了点年龄的四方来客,兴许都还记得从前上海人的狼狈相吧?“72家房客”、“三层阁”、“鸽子笼”、“打地铺”等等都曾经是基于上海拮据的住房格局而产生的专用名词。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小说描写上世纪20年代,上海外白渡桥北岸工人跻身于小阁楼,逼仄到“只有猫额那样大”。此类“猫额”现象建国后至少40多年里仍在愈演愈烈。

  住宅奇缺不说,还奇糟。大墙背后,高楼广厦长长的阴影下,夹杂着星罗棋布的危房棚户,你看,油毛毡芦席片竟也充屋顶,有的用碎砖有的甚至就用竹篱夹泥作墙。看不下去还属其次,苦恼的是住不下去:夏日如同蒸笼,冬季户内凝冰,雨来滴漏彻夜,风来掀翻屋盖。更甭提“猫额”般局促的空间必然导致的扰扰嚷嚷,生存倾轧了。景蔚先生在东方网上的文章说得对:“上海人的斤斤计较、寸土必争的所谓‘小市民习气’,有不少是为着争夺公用厨房、楼道的一小丁点面积而‘塑造’出来的。”

  60年代我在沪西读书,每次前往余姚路棚户区的同学家,小心翼翼穿行于那里宽仅容身,锈铁皮、烂板条遮天蔽日的泥泞弄堂,感触太多。这位品学兼优的同学,工作后谈了个对象,结果是对象第一次上门就告吹。不用怪谁,人家姑娘说得实在:“迭格(这个)房子呒没(没有)办法生活。”

  后来我到报社工作,经常读到倾诉住房艰难的群众来信。记得80年代中期一封读者来信倡议:“谁能解决住房老大难,倡议全上海人民为他在外滩树铜像。”此信在报社同仁中获得一片叫好。事实上,我们这些答复读者诉苦信的人,自己的住房也好不到哪里去。即使跨入1990年,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仍只有6平方米多一点,“猫额”依旧。记得9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在家同时接待北京的蒋元明和广东的鄢烈山――2位年资跟我相仿的评论家,加上我家三口,5个人挤在7平方米的客厅,连转身都难。而其时,他俩在京粤的居室分别都超过我家一倍以上。随后在广州开会,遇到更年轻的同行刘洪波,他在武汉长江日报社,住房更宽敞,已是三房一厅了。

  二、绝地出击的“三个一点”

  对于上海开埠后从19世纪层叠累积起来的“天字第一号”难题,无论谁主政上海,都得皱眉头。铁竹伟的长篇传记《一个人和一个城市》记载,陈毅市长当年进城,鞍马甫卸,就用浓黑铅笔将上海地图上各处棚户区一一标明。在派出干部走访药水弄等棚户区,让大家切身体会那里的低矮、潮湿、破败,“四周大小烟囱喷云吐雾,浓烈的化学品气味呛得直打喷嚏”之后,他说得再痛切不过:“每六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个居住在这样的地狱之中。”“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可是上海的工人就是在这样的‘摇篮’里长大的!”由此,历届政府都为改善市民住房一次次投入精力和资金。但事实是,旧债未清,新债又添,愈积愈厚。直至八十年代末,在上海任职的朱镕基察看了若干大型棚户区后忍不住流下泪水说:“我天天在马路上转,看到上海的破烂样子,心里实在难受,每次去棚户,我差不多都要掉眼泪。”

  真是“眼前无路想回头”,“老大难”逼出了住房改革。

  全民的住宅都由政府包揽下来,这种计划经济下的设想美则美矣,长期的实践却证明不啻是乌托邦。住宅建设不走市场化取向,国家只收取象征性房租(相当于维修、折旧等五项费用的十分之一),建房单一由政府投资,怎么行?你看,从1979年起始的十年间,上海财政竭尽全力,用于住宅建设的投资达132.4亿元,可是只推出83万套住宅,平均每年8万户,杯水车薪啊。何况,还得加上各单位往往不同程度存在的分房不公那一层,矛盾遂更其突出。必须另辟蹊径,绝地出击。先是1987年初,江泽民提出把解决人均2平方米以下特困户的工作摆上市府议事日程,使尖锐化的住房矛盾得以缓解。1991年初,酝酿数年的房改方案,即由国家、集体、个人都出一点的住房建设集资新体制草案交付市民讨论,两个月的大讨论成为广大市民住房观念大转换的过程。公房出售、推行公积金、提高房租……绝大部分市民都接受,不怕掏钱,都说能有房子就行。众多住房困难的群众是住房制度改革最坚决的拥护者,他们对分房不公强烈不满,迫切要求改善居住条件,反应积极踊跃。正如朱镕基所说:“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房改势在必行。”记得在当时的报社传达中,我听过一段有趣的插曲――有人认为职工的工资就像《哥达纲领批判》所说,属于已经作出各项扣除之后的劳动所得。因而现在国家建造住宅,不应当再由职工作出支付。朱镕基以他特有的幽默回答:“现在顾不上批判不批判啦,我现在就管收钱。”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于1991年5月出台,全市职工95%以上参加。

  事情就是这样,要么继续坚持原先的住房低租金,配房福利化,结果自然是既没有多少住房也谈不上什么福利;要么就是不惜“断奶”,亦即抛弃“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住房福利化鸡肋,广集资金,稳步有序地将住房推向市场,向市场要住房。一年以后,新华社记者季进成在通讯《千百万人的改革实践——上海房改一年》中说:“上海的房改方案在起步阶段体现了‘国家、集体、个人都出一点’的原则。在全国大型、特大型城市中,上海率先拿出了一个千百万人都支持、接受的方案并付诸实施,这是上海房改对全国住房制度改革的一大贡献。”

  三、历史巨变的不同回应

  从90年代中叶开始,上海的面貌真是“一年一个样”――旧区改造加速推进,棚户区被成片成片地抹去。每从报上看到“药水弄矗立群楼”、“西凌家宅改造竣工”、“永源浜居民喜获乔迁”……我就会不厌其详,一个字一个字读下去。不知少年人青年人有没有同感?在我,确是以为在阅读一幕激动人心的历史变革,近距离感受时代巨轮轰隆转动。

  本来,在90年代初,全上海危棚简屋的总量超过1000万平方米。专家们算帐的结果是,倘若仍按照以往的筹资方式与安置进度,改造既有的全部危棚简屋工程需要整整100年。可喜的是,改变了资源配置的模式,也就扩充了资源的基础。“三个一点”作为房改的起点,正是一座通向市场化之桥。上海人谁都没有料到,将住房推向市场化运作,原先积久难返的住房难僵局就全部搅动起来了。从解困工程到租赁房出售、租金提价、公积金制度,到商品房市场、级差地租、土地批租、公用事业拆迁补偿、引进外资……全新的想象力催生瑰丽的奇迹,但见资金、住宅就像从地底下涌出来似的,但见这些年处处乔迁之喜,搬场车满街跑。几年后,专家们算了第二次帐:原先预计的100年已缩短至10年。

  历史发展到到今天,危棚简屋安在?基本扫荡以尽。凭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巨大能量,上海市区人均居住面积由1990的6.6平方米提高到去年的13.1平方米。在上海,欲问改革开放以来最满意的地方,大多数市民会说就在普遍的住房改善上。这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上海的住房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宽敞,上海的人心从来没有今天这样顺畅。家庭里,邻居间,公共汽车上……历来多见的吵吵闹闹急剧减少。有时间到各处动迁户装潢精美的新居走走,迎着饱经风霜的老人们舒心、满意的眼神,也许还噙着泪花,你想必会感同身受。

  可惜,并非每个人都有同感。虽说绝大多数人收入都有提高,彼此差距却是拉开了。反映在住房上,有的已买下好几套,有的才购得一套;有的是高档房,有的却是中低档,于是弱势者也就心理不平衡起来。这类“相对贫困”,与个体收入差异同步,无法可想,一千年也杜绝不了。

  需要关注的是“绝对贫困”。危棚简屋基本绝迹,却还拖着一点尾巴,那里面真是度日如年的。况且,上海的住房成套率总有87%以上,可是剩下那百分之十几,毕竟尚合用着厨房或卫生间,住户怎么满意得起来?种种抱怨、愤懑,都是民生艰辛的反映,应予理解。诚然,政府只能负有限责任,它不是万能的,包揽多数人的住房非其力所能及。但是,为少数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包括为其提供廉价屋、廉租屋,却恰恰属于政府的责任。遍览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度,概莫能外。正是根据困难户的要求,上海房改方案把解困列为内容之一,并排出了时间表,愈益扩大受惠面。近年,上海对住房困难家庭的认定标准已经从原先的人均居住面积5平方米提高到6平方米。

  当我们评价房改政策的长短时,其实也是在评价市场经济的长或短。市场经济是有两重性的。过去的十余年实践,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更适应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资源配置方式。诚然,把现行的福利分房政策改为货币化、商品化的住房政策,会有负面因素,但抛开它,必然导致更大的负面效应。为了兴利除弊,除了需要做好低保工作,还需要“两手抓”,就是一边繁荣市场,一边杜绝官员借机谋私。凡此种种,都轻忽不得,应当着力解决。不过,又不可因此种种,而否定房改的历史正当性。

  末了,再重申一下,我对房改的理论和政策素无研究,只是作为过来人,向关心房改的网友提供一个过来人的观察和感受而已。东方网,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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