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信促廉”治标不治本

　　朱建华

　　元旦刚过,河南省新野县纪委便把“短信促廉”作为从源头反腐倡廉的举措之一,为58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发送了一条“廉政短信”,此后每隔一天,领导干部们都会收到一条“廉政短信”(见《南阳晚报》2月4日)。

　　逢年过节,请客送礼、迎来送往,往往成为领导干部“腐败病”的高发季节。纪委“短信促廉”的初衷无疑是好的,想必此举对遏止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把“短信促廉”作为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举措,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了。

　　廉政建设不是一阵风。每年年终岁尾之际,从中央到地方都会为“两节”期间的领导干部专门作出一些硬性的规定。

　　但这些规定并不能有效制止腐败行为的发生。就在武汉市作出领导干部“两节”收送红包一律先免职的规定不久,1月17日,武汉市信息产业局的一位副处长便因“送红包”而被免职。另据报道,原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张宗海,在党校学习期间,竟然还包了“二奶”,而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在党校学习期间竟然跑到澳门去豪赌。党纪国法和学习教育尚且不能杜绝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靠几条短信来抓廉政建设又能有多大用处呢？

　　腐败行为发生、权钱交易的背后是“权力寻租”的存在。靠“短信促廉”虽有作用,但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临时之策。真要从源头上治理腐败行为,需要进一步建设国家的民主与法制,淡化领导干部个人的权力,从制度上不给“权力寻租”以存在空间。（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