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班》作者白先勇：写作是一个孤独的命运 图

　　白先勇　1937年出生于广西桂林，白崇禧之子；1952年赴台，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就读期间，发表多篇小说、随笔，并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在台湾文坛开创新风；1965年，他获得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之后旅居美国，任教于加州大学。40多年来，白先勇陆续出版了《台北人》、《纽约客》、《孽子》、《蓦然回首》等多部享誉世界的小说及散文集，被认为是台湾文坛成就最高的作家及“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

　　写作

　　当年白家显赫、辉煌，然而，外人看来艳羡不已的贵族生活，在白先勇的记忆中，更多的却是空袭时的惶恐、得病后被隔离的孤独、辗转各地的逃难，以及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这种“生于忧患、长于离乱”的动荡生活，为白先勇的文学作品打上了一层苍凉的底色。

　　杨澜（以下简称“杨”）：白先生，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特殊的习惯？我知道有的人一定要半夜写，有的人一定要喝酒写。

　　白先勇（以下简称“白”）：我的毛病也不少，也是深更半夜，大概从晚上10点、11点开始写，一直弄到天亮。我一写，就六亲不认，电话不接，什么都不管。有的人本事很大，在飞机上也能写，我不行，我一定要在我的书房里写，因为那里很安静。还有，我不用电脑写，看了电脑就不行了，我一定要用那种很老的稿纸，还要600字一页的，500字的就写不出来了。台湾有种孔雀牌稿纸，绿色的格子，600字，我买了一大箱。除了这些呢，我还要用黑墨水钢笔或者黑圆珠笔写，蓝的就不对了。所以，我毛病多了。

　　杨：最好还要一杯清茶。

　　白：要，写不出来的时候，就一杯一杯地喝茶。

　　杨：但是写《金大班》很快，是吧？听说8天就写完了？

　　白：3天。

　　杨：啊，3天为什么一下子灵感爆发了呢？

　　白：金大班那个人物就好像上海，很刮拉松脆的，所以我写起来也很快。

　　杨：现在人们感叹得最多的是，您20多岁的时候，怎么会了解一个40岁交际花的心态，而且了解得这么透彻？

　　白：我跟上海蛮有缘的，小时候在上海看了那些舞小姐姗姗走过来的婀娜多姿的样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杨：其实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大到可以进舞厅，才几岁。

　　白：那时候百乐门不仅是舞厅，还是个很有名的西餐馆，楼上可以吃西餐的。我们也在上面吃过西餐，下面就是跳舞的。

　　杨：您觉得一生当中您做的最有勇气的事情是什么？

　　白：写作。

　　杨：写作需要勇气吗？

　　白：要，因为我觉得写作是一个孤独的命运，一条轨迹走下去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你，你也不知道自己的成败，不知道前面有多少险状。我想写作等于是你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你一点都没有把握的。我想，写作要写你最内心的、最真诚的一些话，这需要勇气。

　　父亲

　　白先勇抓住了旧上海最后的繁华，却又看着它在自己手中渐渐凋落。1948年年底，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白氏一家开始了逃难生活，从南京、武汉、广州、香港等地，辗转来到台湾。由于受到蒋介石的猜忌，曾经风光无限的白崇禧深受冷遇，被剥夺实权。父亲终日黯淡的神色，家门口的车马日稀，现实而残酷的一幕幕，都落入了白先勇的眼底。

　　杨：有报道说你们家对面就是一个警察局，是这样的吗？

　　白：我们家那里是有个派出所。

　　杨：很多人猜测那是蒋介石要监视你爸爸。白：那个派出所本来就是在那个路口的。

　　杨：晚年的白崇禧将军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白：我觉得他晚年我更了解他，对他有更大的尊敬。一个人处顺境很容易，处逆境不容易。我父亲处逆境的时候思维也很平常，应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比如说，他一向重视教育，喜欢培养人才，为了培养围棋人才，他想办法把林海峰——那个时候林海峰刚刚冒出来，只有十几岁——送到日本去，让他跟吴清源大师学习，后来林海峰成了围棋大师。

　　杨：听说您父亲晚年也爱养兰花，是吧？

　　白：对，他喜欢养兰花。他有些朋友送他一些很名贵的兰花。所以，他有他的生活方式，也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进退之间有所抉择。

　　杨：你从来没听他对自己的待遇、命运有过抱怨吗？

　　白：没有，他不会讲。

　　杨：但是我想您是一个非常敏感、很会观察周遭事物的人，从您的观察来看，您觉得他的晚年有没有一种失落感？

　　白：他即使到了晚年，还是非常关心国事。他是个很想做事情的人，他一辈子好像都在为国家做事。我想，他到了晚年，就是静下来，也在想他那些事情。

　　杨：他有没有津津乐道自己过去的战功呢？

　　白：有，比如说北阀龙潭那一战，就是在龙潭打孙传芳那一战。那时候我父亲从上海去南京，从车上下来，一下子发觉南京事变，孙传芳的军队下来了。那时候危机很大，万一南京被占领，北伐就很难逆转了。他马上出来指挥，在南京以少击众，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把形势扭转过来。这一仗他经常提到的。

　　杨：白先生，可能我问的问题比较唐突，但我非常好奇，因为您到中年以后，比较坦诚地公开了自己的性倾向，我想知道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跟父亲交流过这方面的想法？作为一个传统的父亲，能够接受儿子这样的想法吗？

　　白：我想我父亲是个非常开明的人。其实他对儿女的前途、感情生活不会去干涉，他会谅解，会了解。

　　杨：但是他生前您从来没有跟他谈过这个问题？

　　白：他不知道，他知道也不会讲。

　　死别

　　在《给阿青的一封信》中，白先勇曾这样写道：那一刻你突然面对了真正的自己，发觉你原来背负着与大多数人不同的命运，那一刻你可能会感到你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天生不同的命运，“最后的贵族”的身份，再加上常年动荡的经历，青春期的白先勇将内心的忧伤、惶恐与挣扎诉诸笔端，企图从文字世界中寻找出路。然而，一场变故，却令他又一次跌入人生的谷底。

　　白：我母亲去世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感觉到死亡的威力，感觉到死亡是不可挽回的人生大限。母亲生了半年病，不是突然去世的，看着一种不可挽回的东西，人的心中除了非常悲痛，还感到无能为力。

　　杨：后来您去留学，当父亲送您去机场的时候，您看到了他人生中难得的一次流泪。

　　白：我父亲暮年丧偶，他跟我母亲可以说是患难夫妻，我母亲走后，他非常孤独。这个时候儿子又要远行——我走了。我弟弟小，大概只有我比较了解他，跟他亲近。所以，走以后我对他相当记挂。

　　杨：那为什么您没有决定留下来陪父亲呢？

　　白：我父亲不让我留呀，他觉得我们的学业是最重要的，他不会因为要我陪他而耽搁我们的学业。他打仗的时候打电话回来，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们的成绩。

　　杨：如果您知道这是您跟父亲的最后一面，还会走吗？

　　白：我想也会走，因为，父亲的生死不是我个人能挽回的，我想，我父亲即使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也要我们完成学业，这是他最大的愿望。

　　杨：关于他的去世，世间有很多传说，您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传说很蹊跷。

　　白：很多传说，我想信医生吧，医生说我父亲是心脏出问题，他一向冠状动脉比较肥大、硬化，诊断是心脏病猝发。

　　杨：家里人当时都没有发现，是晚上。

　　白：这个是家传的毛病，我的两个哥哥过世都是血管问题。

　　杨：当时他去世的时候，您在美国在哪里？

　　白：我在加州。

　　杨：有什么感应吗？

　　白：我父亲过世，我突然有种尊敬和敬畏的感觉，不是悲痛的感觉。我记得我默默坐了一个晚上，一个人。我想这是对他一种尊敬。

　　悲悯

　　失去至亲的伤痛、环境的剧变，使得白先勇完全无法写作，直到一年后才重拾纸笔。而此时，他的创作母题已经从对情感世界的关注转为对人的命运和生死的探究，无论是《游园惊梦》中的蓝田玉，又或者是《谪仙记》中的李彤，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虽然屡遭失败，却始终表现了她们身为人的尊严。

　　杨：很多所谓最后的贵族，当他们失去了过去的繁华世界时，有些人会变得非常刻薄，有些人会非常的孤影自怜、自怨自艾，但是，在您的小说里，人们看到的是一种悲悯和同情，这种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白：我写作的时候，很重于写人。我想，除掉身份、外表，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人有他的限制，有一种所谓人的命运，了解了人的命运，悲悯之心油然而生。我想，命运是无法挽回的，时光的流逝，亲友的失去，一切的无常，都是无法挽回的。佛家讲，无常是常态。有这种认识以后，你不能不产生一种怜悯之心，去怜悯人。人其实都一样的。

　　杨：这几年您原创的东西少了，有人说，白先勇先生是不是才思枯竭了？

　　白：我想，写作是我这一生的追求吧，等这个戏弄完了，我回去再写东西去。

　　杨：有没有一个心中的目标？比如，再写一部长篇？

　　白：目标是很多了，写出来了才算数。

　　杨：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最想说的是什么？最想写的是什么？

　　白：用我回答《法国解放报》的话说，就是：我写作，是希望把人类心灵无言的痛楚转换成文字。我想人类的心中还有很多无言的痛楚。

　　拯救

　　1992年，与白先勇守望近40年的挚友王国祥病逝，带给他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当世界上的亲人相继离自己而去时，白先勇把余下的生命变成了一种极至的焕放：作为一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又常年旅居在海外的华人作家，他深深感到了平和、精致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快节奏、求理性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所面临的挑战与威胁，晚年的白先勇，以超级制作人的姿态，开始四处奔波，竭力拯救昆曲艺术。

　　杨：白先生，我妄加揣测，因为我看到您的很多小说、诗、散文里边，总有一种哀愁感，好像是一种过去很精致的生活被打破了或者青春不再，但是这一切人们都不能去改变，所以您写的东西里有很多无奈和感伤。这一次，您凭自己的力量，也借助各界朋友的支持，把一个人们认为好像属于过去时代的昆曲《牡丹亭》恢复了青春，这是不是也让您产生了一种满足感？

　　白：你说的没错。我跟《牡丹亭》好像冥冥中有种缘分。我第一次接触昆曲的时候，是我很

　　小的时候，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梅兰芳先生跟俞振飞先生在北戏大剧院演昆曲，我又跟着家里人去看，刚好看的那一折是《游园惊梦》，是《牡丹亭》的一段，从此，我就跟《牡丹亭》结了缘。

　　回头看，从上个世纪开始，我们的传统文化式微、衰落了，这的确让我非常感伤，我也有一个心愿，希望重现美的东西。我想，不是我们现在年轻的一代一定就不喜欢古典的东西，而是怎么去呈现给他们？这是400年前的一出戏，古典跟现代怎么结合起来，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我们定的青春版，演员也是年轻的，我们希望有很多大学生进来看。的确，在台湾，差不多一半观众是年轻人，香港也如此。到了苏州更是，我们在大陆的首演是在苏州大学，2000个座位，大概80％是学生。演完我印象很深刻，2000人的座位拥进来了2500来人，因为很多上海、南京的大学生都拥进来了，完了全部跑到前台去，拍手的拍手，照相的照相，那种狂热……

　　杨：那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思考呢？这么多年，一直说传统艺术不行了，因为年轻人都去追流行音乐了，为什么现在出现一个这么大的逆转？

　　白：记者常常问我：像昆曲节奏这么缓慢、这么高雅的艺术，而且是有四五百年历史的艺术，在现在无厘头的Ｅ时代，青年会喜欢吗？我说，正因为他们经常看的都是快节奏的、比较浮躁的东西，而昆曲，两个人眉目传情可以弄20分钟，一个水袖可以慢慢地舒缓地来表现感情，而且是古典的美，这恰恰让他们惊艳，让他们看到原来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文化中，有这么优雅的方式表达人类的感情。

　　杨：其实，那些无厘头的东西都是表面的，年轻人内心都是相信爱情的。

　　白：那些东西只是潜伏在那个地方，一旦唤醒了，就马上起来了。

　　杨：您现在看汤显祖写的那些男欢女爱的年轻人的爱情，还会感动流泪吗？

　　白：感动的。因为他写的那个爱情，还不是一般人间的至情，这种感情生者可以令其死，死者可以令其生，这种境界的爱情，你说它是理想吗？是的；你说它是个神话吗？是的。但是它都活在我心中。我想，这个才是最动人的。

　　杨：所以即使是您写金大班这种风尘女子，也显得有她单纯的一面。

　　白：那肯定，要不然就不是金大班，她之所以还是金大班，就是因为最后还有心中那个地方，她是要保留的。

　　本版稿件由《杨澜访谈录》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