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法

　　几天前，看到新华社一篇报道，记者走访了节前市场，认为如今商品化的印刷春联，内容俗套，千人一面，趣味无多。内容大抵就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之类；书法则是千篇一律的印刷书体，让人腻烦。于是，报道呼吁楹联学家、书法家走出家门，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春联。

　　春联是由桃符演变而来的，初为驱鬼避邪，后为颂春纳吉，为的是讨个吉祥和乐趣。据说，最早的春联出于公元964年后蜀主孟昶之手，写的是“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可惜这个孟昶荒淫无道，宋太祖平蜀，得其七宝装溺器，掷之于地，令杵碎之，曰：“汝以何器贮食？似此，不亡何待？”（《杨文公谈苑》）到了宋代，贴春联已成春节重要习俗。作为一种民俗艺术，春联既体现文采，又展示书法，生动活泼、个性别致，让人感到兴趣盎然。早些年，笔者住在中山大学王季思先生的小楼附近，记得每到正月初一，他家都要贴出新对联，署名“王季思撰联”，由一位书法家挥毫，珠联璧合，以至于那几年春节，先到王先生家门口看看春联成为“例牌”。

　　一副春联的优劣，直观上看凭的即是书法。书法家走出家门，其实各地年年都有组织，但相对社会需求而言，终究是杯水车薪，无他，书法在今天已成为技艺的一种，远没有古代那么普及。比如说在宋朝，好几个皇帝也都是书法家，太宗、徽宗就不用说了，太宗为“淳化元宝”、“至道元宝”题写的钱文，采用真、行、草三种书体，创造了两个纪录：皇帝首次书写钱文；三种书体同时写进钱文，史称“御书体”。米芾称太宗书法是：“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书无对、飞白入神”。徽宗呢？则以其自创的“瘦金体”独步天下，前无古人。《铁围山丛谈》载，即使是开国的太祖赵匡胤，也并非人们印象中十足的武夫一个，徽宗时曾向大臣们展示了一轴，看到的人说，“太祖书札有类颜字，多带晚唐气味，时时作数行经子语。又间有小诗三四章，皆雄伟豪杰，动人耳目，宛见万乘气度”。可惜没有记录一点诗词的内容，令我们不知道这评介是否阿谀之词。

　　宋代奸臣蔡京也是书法高手，他孙子写书认为，到宋哲宗的时候，蔡京书法已是天下第一，所谓“无出其右者”。蔡京当然也高看自己，他甚至这样当面问过米芾：“今能书者有几？”米芾说：“近时公家兄弟是也。”公家兄弟，指的就是蔡京和他的弟弟蔡卞。蔡京问那么谁能排第三呢？米曰：“芾也。”“米颠”在这里看起来并不颠，因为他“理智”得很，他答的是蔡京需要的答案。瞧，在皇帝面前，他讲真话了：“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问那你的字怎么样？他说：“臣书刷字。”唐伯虎认为：“观苏、黄、米、蔡之书，果如其说。”这就足见米芾面对蔡京时，说的是违心之言。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本朝能书，世推蔡君谟（襄）。然得古人玄妙者，当还米元章。”那么，根据当时的社会公认，书法拔头筹者也还轮不到蔡京兄弟。

　　唐代李含光善书法，有人夸赞他：“笔迹过其父。”一听这话，李含光乃终身不再挥毫。（《南部新书》）南北朝时的王僧虔不大明白这个道理，跟皇帝也一较高低。僧虔善隶书，宋文帝刘义隆就是因为欣赏他写的扇面，才把他提拔起来。《南齐书·王僧虔传》云：“孝武（刘骏）欲善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刘骏年号）世，常用掘笔书，以此见容。”但到齐太祖萧道成时，不知怎么胆气壮了起来。萧道成擅长书法，而且不乐意自己的书法水平低于臣下，有一天跟僧虔比赛，写完了，问僧虔：“谁为第一？”僧虔说：“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谁也没输。道成笑曰：“卿可谓善自为谋矣。”在两朝皇帝面前，王僧虔先前夹着尾巴，后来敢高声大气，大抵也反映了前后两帝的“开明”程度吧。

　　书法好，在清朝还是科举的一件利器。《分甘余话》载，清朝状元必选书法之优者。不过优不优的标准，要随皇帝的喜好。比如顺治帝喜欢欧阳询，于是1652年的状元邹忠倚和1658年的状元孙承恩，“皆法欧书者也”；康熙帝喜欢二王（王羲之、王献之），那些平时习《黄庭经》、《乐毅论》的就走运了，归允肃、蔡升元、汪铎等莫不因此夺魁。因此，1667年进士中，客观地评价书法，时人以为宋师祁的最好，但他既未师法二王，也只能靠边了。科举变成以“书”取人，更显其荒诞的一面。

　　宋朝张观“平生书必为楷字，无一行草”，人们说“类其为人”。仁宗也曾飞白书一“清”字赐之，“以赏其节”。为人端正，字亦端正，这个逻辑是容易接受的，反之则恐怕有一点问题。胡长清的字不是也很漂亮吗？但他就是上了断头台的贪官。

　　燕郊　文　赵晓苏　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