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丑星和影视丑星

　　张柠专栏

　　在文字领域和图书市场上，“丑”的文字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美”的文字而占据主流图书阅读市场。在这种残缺不全的文化“解构”中，腐朽的传统影视美学及其文字形式正猖獗一时。“影视丑星”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审丑”形式，“文学丑星”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呢？看来他们离“文学丑星”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我的脸蛋之丑是众所周知的，但我主要是呆在书房里摆弄书籍和文字，没有献丑的机会。我最初的理想不是搞文字，而是希望能成为一个“影视丑星”，现在看来是没有指望了。可是，文字领域突然冒出了一批“文学丑星”，其文字之丑犹如我的脸蛋之丑，他们为什么能够畅销呢？这就是残酷的“时间差”啊。

　　进入“后现代社会”以来，传统的美和丑的边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所谓“后现代”的特点之一，就是要瓦解乃至颠覆传统价值的等级和秩序。传统认为美的，它就认为不美，因为那种“美”的形式已经等级化、制度化了，变成了一种“话语霸权”，给普通公众制造了压力，因而需要借助于一种新的符号生产(也包括“美学反串”)，来进行美学上的价值颠覆。相反，传统认为丑的，在今天反而产生了一种新的“美感”，这种“美感”并不来自传统艺术形式本身的均衡，而是它的社会批判效果，用咱们北方话说，就是要恶心你。一位西方当代著名作家就说：“写得好不好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你要恶心谁。”“后现代”文艺产生的目的并不在于传递所谓“美”的信息，而是要传递“丑”的信息，从而达到对传统美学等级制度的攻击效果。影视界“丑星”现象就是例证，它对“靓星”价值构成了巨大的冲击。这种颠倒的美学形式，在港台影视界早就出现了，一些“丑星”的脸蛋日夜在荧屏上晃动。从消费心理的角度看，“靓星”见得太多，容易出现审美疲劳，倒不如来几个“丑星”，让人眼前一亮，从而继续维持高收视率。既颠覆了传统美学价值，又产生了好的消费效果，革命生产两不误，这正是“后现代社会”解构性消费的特征。

　　20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在身边看到一点“文化解构”的影子了，特别是在北京等大城市里。但遗憾的是，这种“文化解构”实践尚未全面展开，只在局部领域进行试点。试点首先不是在影视界，而是在文字领域。“丑星”并没有占领大陆影视界。咱们这里还不流行“丑星”，而是流行“靓星”。屏幕里和舞台上，无论男女，清一色樱桃小嘴桃花眼，还一个劲儿用意大利美声抒情。也就是说，在舞台和荧屏上，“丑星”的脸蛋并没有取代“靓星”的脸蛋，而在文字领域和图书市场上，“丑”的文字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美”的文字而占据主流图书阅读市场。在这种残缺不全的文化“解构”中，腐朽的传统影视美学及其文字形式正猖獗一时。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有一位电影明星开始“美学反串”了。她用一种很丑的文字进军“文学”领域。最近几年，中央电视台的“靓星”主持也开始了“美学反串”，他们的文字之丑犹如我的脸蛋之丑。但让人失望的是，他们的文字并没有达到真正的“丑学”效果，因而不具备“解构性”。明星书不过是樱桃小嘴桃花眼、意大利美声的文字版。他们不准备“献丑”，而是想“露美”，它没有“恶心”美学制度，而是“恶心”读者。文字实际上成了他们的“补妆盒”，试图对桃花眼和樱桃小嘴上的瑕疵进行修补。“影视丑星”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审丑”形式，“文学丑星”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呢？看来他们离“文学丑星”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据说，2005年中央电视台的明星主持中，将有更多的人反串到文字领域。写得好不好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写作的姿态。你有没有勇气将自己那张“靓脸”掩盖下的另一面展示出来。如果你还试图利用文字继续对个人脸部进行美学修补，甚至扬言要写书对年轻人进行职业道德教育，那就不是后现代美学上的“恶心”，而是传统伦理学上的“恶心”。

　　如果我坐在电视主持人的位置上，露出一张丑脸，但我坐在那里不想献丑，而是遮遮掩掩，还用意大利美声去抒情，那会是什么效果？我应该做的是，让自己的丑暴露无遗，让结结巴巴的方言冲击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让单眼皮和肿眼泡在樱桃小嘴和桃花眼面前大放异彩。如果影视明星、电视主持按照我这种新的“美学”原则来进行解构性美学反串，将自己的“文字之丑”充分展现出来，而不是猪鼻子里插大葱装象，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文字领域和阅读市场上，一定会有一批了不起的“文学丑星”冉冉升起。

　　漫画：陈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