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经济学家应该远离决策，方能保持其独立性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社《中国经济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樊纲自认他们这一代人的兴趣所在，可能不在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反倒是“中国问题”更有吸引力。对于像他这样经历过“文革”，下过乡，30多岁才出国的人来说，中国问题已经成为了一种情结，一种诱惑，穷此一生也无止境。

　　中国政府的本轮宏观调控，因为其时机选择的恰到好处而防止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赞誉。而樊纲可谓是中国政府本轮宏观调控的始作俑者。在回顾最初提出过热预警，后来观点被中国高层所采纳、成为本轮宏观调控依据的时候，樊纲说，政府的决策机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可能归结为某个经济学家的作用，至少不是直接结果。他认为，经济学家应该远离决策，方能保持其独立性。经济学界的任务就是，通过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为实践家提供独特的产品，即“前期分析”。

　　谦谦君子 在是与非之间

　　沉默时的樊纲，脸上有种清高的孤傲之气。一旦言语，又总是挂着含蓄而谦和的微笑。所以世人眼中的樊纲，总是一副谦谦君子的做派。可是内敛的樊纲，却时有惊人之语出世。难得的是，当他引发的话题演变成矛盾漩涡的中心时，他总能够超脱出来，做着优雅的旁观。

　　有幸成为樊纲第一个学生的张晓晶(现任社科院经济所资本室副主任)说，樊纲总是能够敏锐地发现问题，预见未来，他的许多观点历久而不衰。由于其思想的超前性，有时其观点不见得被当时人所接受，引起争论也在所难免。所以，谦和的樊纲被有些人称为“惊世骇俗的黑马”。

　　最近的事件发生在2003年，SARS刚刚结束不久，在中国整个经济增长率还很低的情况下，樊纲根据当时投资增长率持续加速的趋势，最先明确提出要防止经济过热趋势的观点。6月29日，樊纲发表《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仍是“谨防过热”》一文，称“非典并不会改变今年一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快的基本趋势，因此当前特别应该重视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仍然是如何防止投资过热的苗头。”

　　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是31.6%；而到6月底投资增长率已升至32.8%。樊纲认为，SARS过后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下去，因为“市场上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已经产生，投资的高涨随之而来，已从根本上扭转了过去几年投资不足、总需求不足的局面。但由此也产生了过热的苗头，如果不及时加以抑制，就可能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过热。”而且“生产资料瓶颈”的出现和价格的上涨，也是导致经济出现过热苗头的判断依据。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后，海内外经济学界围绕“过热”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有人强调中国目前处于新的增长阶段，局部增长快，不是过热；有人认为，说中国过热为时尚早；还有人说中国抗寒能力差，但抗热能力较强，热一点没关系等等。也有像吴敬琏、林毅夫、张卓元等支持“过热”观点的。

　　争论持续蔓延到2004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参加政协的小组讨论会时，经济学家们的交锋达到高潮。据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刘树成的分析综合，当时大大小小的观点有10种之多。

　　直到2004年4月，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强调继续加强宏观调控，控制投资过快增长。中国政府的决策思路明晰化，并随之出台了一系列行政与市场的宏观调控手段，这场争论才最终尘埃落定。

　　而由樊纲引发的争论还可以举出很多：1993年，樊纲在《求解命运的方程》关于人生观的论述，遭到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批评，并引发关于“经济学家的道德”的大讨论；在“新经济”一说最热的时候，樊纲明确指出只有新技术、新产业，却没有什么“新经济“，一切经济规律仍然存在，泡沫总会破掉(《新经济批判》，2001)，他因此背上扼杀“新经济”的恶名，遭到了一些网络经济支持者的批判，被认为是保守、落后的一代。在这些争论中，樊纲的学者风度有目共睹。作为问题的最先提出者，樊纲在面对种种质疑时大多一笑置之，即使在回应时也大多从学术角度去商榷。而且当话题成为众人讨论的焦点时，这位始作俑者往往会逐渐淡出争论。张晓晶说：“樊纲老师总是这样，当大家争论起来的时候，他就不说了。远离是非，远离炒作，是樊纲的处事原则。”

　　攻守进退 在出世入世中

　　樊纲观点的鲜明与学术上的大胆创新，与其温文而雅的性格反差极大。樊纲自己有时也奇怪，像他那样的家庭，怎么会走出他这样有点“野心”和出格的人。

　　樊纲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殷实之家。祖父是一位国画家，大伯父和两位姑姑也是画家。他的父母都是解放前教会大学毕业的建筑师。他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浸润在琴棋书画的氛围中，虽然没有因此而走上艺术之路，但是也熏陶出他忧郁而伤感的气质。

　　童年时期，他就喜欢祖父中国画中那种“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意境。成人后，他喜欢听忧郁的乡村音乐，喜欢独自一人去旅游。他自称最喜欢的照片是他20岁时与朋友一起游十三陵，在几个没有修复的“破陵”前拍下的。背景是断壁枯枝，照片中的他一脸忧郁。

　　樊纲说，“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记住了父母、亲属以至保姆都讲过的一句话，叫做‘夹起尾巴做人’。由于右派家庭在政治上的弱势地位，以及知识分子与世无争的性格，父母总是教育他，在社会上不要出风头，不要逞强，不要冒尖。这些决定了他日后对政治的疏离态度。

　　如果不是“文革”时被迫中断学业、上山下乡，也许不会有今天的樊纲。逆境中的生存与考验，激发起樊纲内心的斗志。樊纲说，他的“野心”“一是生活逼的，二是读书读的。”因为在下乡时有一种强烈的改变生活现状的愿望；而他人生志向的形成是在兵团时代读杂书、史书的结果，因为史书中从头到尾都是英雄、伟人、“大家”的故事。

　　从1968年下乡到1977年考入河北大学；从北京无忧无虑的孩子，到东北的兵团战士，再到河北的农民，樊纲的人生在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后，重新回归一个书香门第的轨迹。

　　经历过人生的重大波折，穿越过天堂地狱之间的隧道，樊纲在保留着父母气质的同时，更增添了一份激进与大胆——保持一个学者的独立，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就像张晓晶所说的，樊纲有时也会激烈地参与辩论，坚持己见，但那大多是在被称为“内部人”的会议上。

　　已过不惑之年的樊纲，更加欣赏林语堂的生活和境界。他说自己最推崇的一句话是中国古代先哲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樊纲一直有一种自觉意识，要建立经济学的独立人格。因此，他在理论研究上与官方一直有一定的距离。尽管他并不反对搞对策研究，甚至也是政府的“智囊”，但他的政策主张能够与其理论原则保持一致。他之所以建立国民经济研究所这样一个民营“思想库”(thinktank)，也是在实践他与官方保持距离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