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模式转换何以知易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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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单纯依靠提高投资率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基本走到尽头。改革开放以来，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比值)呈直线上升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25％左右提高到2003年创纪录的40％以上。据国家统计局初步统计，2004年GDP约为13.6万亿元，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7万亿元！然而，单纯依赖投资的增长是有极限的。投资率在理论上不可能超过100％，从中国和国际上的经验看，实际的上限似乎在40％左右。

　　以日本为例。在其战后的重建中，投资率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20％上升至70年代的大约35％；随后，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进入了下降通道，由35％的高位滑落到2003年的25％。国际经验证明，单纯依靠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不具备可持续性，投资率或迟或早总要降下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投资率远远低于亚洲国家，如美国的投资率常年稳定在15％左右。显见，可持续增长靠的不是投资，而是技术进步。

　　针对传统增长模式的问题，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尽管历届政府无一不强调转变增长模式的重要性，甚至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有关于“外延式”和“内涵式”增长的讨论，但投资率始终不断上升，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是外延式扩张；“大干快上”的热潮不仅没有降温迹象，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

　　新增长模式的难产反映了传统模式的顽固，而传统模式的经久不衰，又在于它深厚的制度根基。只要这个制度基础存在一天，中国经济就摆脱不了单纯追求速度的取向，就只能是拼投资，拼资源消耗，增长模式的转变也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传统增长模式制度基础的核心是政府主导资源的配置，特别是生产要素如土地、人才和资金的配置。作为非营利机构，政府配置资源不可能也不应该以利润或者效率最大化为目标，政府自身的激励机制决定了它追求的是规模和速度。由于经济的表现往往是政绩中的最重要一项，各级政府无不以GDP增长为硬指标。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对规模的偏好，还来自于规模与个人利益的关系：规模越大，个人可以支配的资源就越多，而可支配资源越多，个人的隐形收入就越高。

　　认清了传统增长模式的制度基础，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为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退出经济、退出市场，集中精力推动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惟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原载《财经》，作者许小年，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