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岂有正邪之分

　　媒体思想之黄广明专栏

　　下班回家，几个人围在小区门口的通告橱窗前，发现他们都在看同一篇文章。原来是2月2日某报的A03版，通栏标题赫然写着：流脑患者多是外来工。下一篇文章进一步报道：广州9例流脑2人死亡，病者均为非户籍人口多为青壮年。其间有操广州话的观者发牢骚，“这些外省人，跑到广州来传染！”

　　“外省人给广州带来了智慧和美女，带来了财富和苦力，为什么就不能带来一点病毒？！”听到这句话，作为一名广州的“新客家”，这是我下意识的一个反驳。

　　这当然是一句气话。

　　被称为“美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不久前去世的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写道：对瘟疫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当梅毒在15世纪最后10年以流行病的形式开始肆虐整个欧洲时，人们给梅毒起的那些名字成了一些例证，说明人们需要把那些令人恐惧的疾病当做外来的疾病。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French　pox)，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morbus　Germanicus)，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Naples　sickness)，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Chinese　disease)。

　　在中国民间的认识中，北京人与广东人通常是比较牛的，高人一等，盖因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中国的政治高地，一个是中国的经济高地。而在前年SARS肆虐期间，它们恰好是疫情最重的两个地区，诸如高速公路上北京车牌的汽车被“遣返”之事不断发生，两地人被结结实实地歧视了一把，有人在网上议论，SARS给一向君临天下的北京人上了一课。

　　由此看来，疾病的发源与肆虐，通常是不择地域的，不论你是安徽或者山西，不论你是北京或者广东，也不论你是美洲还是非洲，我们真正该关心的应该是疾病本身，关注它的预防与治疗，而不应该歧视患者，不应该在道德上追究谁制造了疾病。

　　桑塔格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人们通常认为，污染者总是邪恶的。

　　疾病本身是一种客观事实，它没有正义邪恶之分，而人们对待疾病、对待患者的态度却有这个区分。

　　“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做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做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等。”我猜想，现实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这种心态(不光是社会的心态，也是患者自己的心态)，正是中国数以亿计的乙肝病毒携带者痛苦的根源。他们战战兢兢地活着，不敢向朋友、向单位甚至家人、伴侣公开自己的病情；这种心态，也造就了某高官的谎言及下课，他在中国SARS疫情日趋严重时，还声称中国是“安全的”、“发病人数明显减少，治愈人数显著增加”。这位高官自己并没有感染SARS，以他当时的地位，他的想法应该是：SARS肆虐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上要低人一等，但实际上他对待SARS的态度才真正让这个国家“低人一等”。

　　(作者系《南方人物周刊》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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