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万元的警示

　　中国观察之唐昊专栏

　　说实话，我对于所谓的调查数字一直是持怀疑和保留态度的。所以，当有媒体报道，有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报告称，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的子女的抚养总成本平均达到49万元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媒体为炒作而曲解了报告的数字——和许多人的反应一样，这一数字令我非常惊讶和怀疑。

　　当然，如果以我们自己的成长经历来反驳，说自己长这么大没花这么多钱，这确实是事实——以前的事实。但一般来说，这种调查是平面化的，即以对相同时期的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培养成本的计量来获得一个总的成本数。相当于把现如今30个不同年龄段的被调查者每年的花费相加。这样看来，调查的数据还是可信的，而高于我们的生活经验也是正常的。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运气都好，经济继续增长而收入继续增加、通货适度膨胀的话，那么现今看起来的天文数字49万恐怕在以后也没有那么难以承担。

　　许多人之所以怀疑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其实是因为它远远超过了普通中国人(更不用说那些低收入者)所能负担的程度：在一个人均国民收入仅为1000美元的国家，培养一个孩子的费用竟高达5万美元——是前者的50倍，这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但平心而论，难道大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在今日的中国，抚养子女确实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无论在经济上抑或在精神上，中国的父母在抚养孩子的成本投入问题上难道不是创造了人间奇迹吗？

　　实际上，如果这个数字接近真实的话，那么它不啻给我们敲响了警钟。49万元平摊在30年上，平均每年花在子女身上的钱为1.5万元左右，这并非一个不靠谱的数字。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普通城市，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每年花在孩子身上的钱绝对要在1万元以上。而到了高等教育阶段，以一年学费5000元计，再加上住宿费、生活费等每年开销也会远超过1万元。等到子女结婚、买房子，父母花在子女身上一笔最大的开销——少则数万，多则十几万、几十万——也会成为一笔“惯例”的支出。

　　这种过重的负担首先带来的后果当然是使得普通家庭的生活品质进一步下降，但它所暗示着的两个潜在问题恐怕更加致命：一是在社会财富集中的情况下，多数人将无力负担如此昂贵的抚养费用，许多孩子会因此而丧失受到更好教育的机会，人才培养成本的门槛过高会阻碍人才的健康成长，最终会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二是培养子女成本的高企会人为地加剧我们下一代的分化，使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并且我相信，这种继承下来的两极分化将会是一种结构性的、全方位的分化，而不是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单纯是经济上的分化。

　　花几十万、上百万培养起来的孩子和花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代价培养起来的孩子有什么不同？我们知道，教育是改变命运为数不多的机会。但从小就通过游戏等方式掌握了WINDOWS操作系统的人，与那些因为经济原因很久以后才接触到计算机的人之间的竞争，难道不像一个开汽车的人与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之间的赛跑吗？与此同时，高雅艺术、文化品位乃至价值观的差距更容易造就两种不同的人群并彼此蔑视。很难说会不会像马克思所言：“一部分人过着高雅、闲适的生活，而另一部分人却终身生活在贫困、愚昧与无知之中。”“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

　　西方民谚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时间。但在西方意义上的所谓贵族，并不仅仅指代经济和权力上的优势地位。我希望的是，未来的强势群体能够具有真正的贵族精神，担负起对弱势群体、对这个世界的责任。但问题在于，这一点却需要从他们的父辈就开始养成习惯。

　　(作者供职于华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