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发展道路

　　刘茂松

　　无数的事实一再证明工业化是进步的象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杠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认识到，要脱贫致富，要独立自主，要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要增强国力乃至最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关键在于推进工业化。一个国家是如此，一个地区也是如此。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工业化道路。

　　总的来说，工业化首先得发展工业制造业，这是工业化最基本的要素。因为工业化毕竟姓“工”，没有工业制造业的发展，那么，整个国民经济就只能永远停留在仅有农业的单一性结构上。其次，工业化又必然要突破工业制造业的范围，而带动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因为工业制造业可为农业、服务业提供生产经营工具以及燃料动力，形成以工业化武装起来的产业。在这里，前者可看作是直接的工业化过程或狭义工业化，后者可以看作是间接的工业化过程或广义工业化。当然，工业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即从传统的经济社会向现代的经济社会不断演进的过程。它不仅表现为工业部门的发展，还表现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以效益最大化为中心的产业社会价值体系的确立。这大概也就是工业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而这个一般规律在不同的世界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我国学者金碚把工业化划分为近代工业化和当代工业化两个阶段。他认为，在近代史上发生的西欧及北美各国的工业化过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工业化过程不可同日而语。当代各国的工业化是在与欧美各国在近代所处完全不同的世界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下展开的。先从技术条件看，欧美各国近代工业化是以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为基础的，而发展中国家当代工业化则是以现代已非常成熟的技术为基础，这些成熟技术不一定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从世界范围看，大多数只是中间技术，有的甚至只是传统技术。因此，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处于世界技术进步的前沿，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处于经济扩散而获得成熟技术的过程。再从经济上看，欧美国家的近代工业化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领先现象，即处于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先进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的当代工业化则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追赶”现象，即在世界经济中处于“外围”的后进地位。然而，当代工业化不是对近代工业化的简单模仿。由于世界经济社会条件的巨大变化，当代工业化不必因循近代工业化模式，可以充分利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外部效应，发挥其后发优势而快速进行产业升级。

　　区域经济学通常认为，后进的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工业总是先集中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发达地区，而余下的空间在区位上就成了不发育的边缘。所以，发展中国家在空间组织上通常表现为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即“核心与边缘”或“中心与外围”的二元结构关系。核心区与边缘区的经济技术，由高到低形成了一定的水平梯度。核心区的经济和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般到工业化成熟期）便按梯次向边缘区转移，带动边缘区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即经济技术梯度推移所产生的扩展效应。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核心地区在进入现代工业化之前，都有一个要素聚集过程，利用其优势不断地把边缘区的人、财、物吸附到核心区，出现极化效应。即或是在发展扩展效应的过程中，发达地区也有可能“顺手牵羊”，从发展中地区带走它所需要的东西，形成回程现象，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发展中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地区必须重新认识自身“边缘区”的区位特点，在与发达地区经济关系的处理上，应当认真反思以往仅仅立足于梯度推移理念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战略设计，虽然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过程，具有合理的成分。但也不能不看到，这种战略设计也是有缺陷的。一方面大多是从区位出发，强调的是如何接受核心区的能量辐射即经济技术的梯度推移，基本上没有考虑到极化与回程现象所造成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产业建设上，又基本上是一种“循序渐进”式的战略安排，其发展顺序往往是：传统农业→现代农业→轻工业→重化工业→服务业，对产业的整体创新考虑较少，特别是没有充分研究和设计“追赶型”或“超越型”的产业升级问题，这对发展中地区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其实，发展中地区刚刚进入工业化的中期，产业的二元结构矛盾是相当突出的，也就是说农业和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无论是其总量规模还是其所占的比重都太大；而工业和在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其总量规模和所占比重都太小。应该说，目前发展中地区二元结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工业。只有通过工业化的大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二元结构矛盾。然而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即将到来的新情况下，工业化又如何发展？实践证明，走以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传统工业化路子是不行的，必须以知识资本为主导，着力进行产业创新，实现产业的跨越式升级，建设现代化工业，以追赶发达地区。基于这样一种战略思考，笔者认为，发展中地区特别是我国中部地区应该在接受发达地区经济技术梯度推移的同时，创造条件，利用外力，实施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发展战略。

　　所谓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是指某种产业经济的流程改变从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扩展流动的常规方向，而反过来由低梯度区向高梯度区推移。这是因为地区间存在经济技术水平的梯度，不一定就是先进技术引进和经济开发的顺序。如果低梯度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比较好的外部经济效应，且又有市场的需要，并具备必要的基础条件，就可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对某些有优势的产业进行大规模开发，实施赶超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便可向高一级梯度的地区进行反向推移。在这里，反梯度推移的实质是产业革命，即非连续性的产业转换。这主要表现工业化成长阶段的秩序上，超越某些传统阶段，大规模开发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产业，甚至优先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向现代工业化阶段的跨越。此外，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上，把外部经济效应同自身的优势条件结合起来，加快经济结构高度化的进程，例如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和工业，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梯次，以及优先发展第三次产业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工业化的反梯度推移，是产业倾斜战略。这是当前边缘区经济发展战略思路的一次重大的变革和创新。

　　工业化反梯度推移理论的提出，是当前边缘区经济发展战略思路的一次重大的变革和创新。以往的区域发展经济学大多是从研究静态的生产布局入手（如资源指向、运输指向、能源指向和劳动力指向等），来分析区域经济技术梯度及其运动规律的，通常把梯度推移作为地区间经济联系的一种普遍规律来论证和确立，但很少研究反梯度推移的问题，即或是涉及到这个问题，也仅仅只是作为一种特例来分析。当然，这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在以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为主的重化工业化条件下，或许是一种普遍现象。但也不尽然，如美国只有短短两三百年的历史，原来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地区，也就是在近百年间，具体说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通过发挥自身非常优越的自然条件优势，大量吸收移民而聚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和技术，使美利坚的经济迅速腾飞，直到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大国———英国。可见，美国的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发展的历史。世界上像这样落后地区赶超发达地区的成功事例并不少见。所以，笔者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必须创新，要系统研究反梯度推移现象，建立工业化反梯度推移理论体系。

　　此外，作者还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期，在知识经济的潮头涌起之际，由于高科技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化的发展，高新技术的传播速度不断加快，技术和信息的外溢性增强，而且产业组织范式向网络化和模块化转换。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地区工业化的发展，有可能利用这种外溢性突破物质资本的某些制约，而出现产业或产业模块的跨越式升级。这样一来，发展中地区的后发优势会越来越明显，其推动力会越来越强劲，工业化反梯度推移也就具有现实可行性。我们常说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发展中地区面临巨大机遇，其实，这种后发优势就是机遇，就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抓住了它，就可以实现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发展，有可能赶上发达地区，进而达到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中部地区已具备了一定的现实基础。虽然在整体上落后于东部地区，但也有自身的优势所在。尤其是中部地区兼有东、西之长的较为优越的经济地理区位，武汉、郑州、长株潭、合肥、昌九等增长极的规模正在形成，如果能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实现一体化发展，则完全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全国经济枢纽中心。而且中部地区有丰富的生物农业资源和地下与地表资源，在当今全球自然矿产资源仍为稀缺的条件下，可以运用现代高新技术改造资源加工业，以形成现代农业和现代资源工业，提高资源产出的效益。更何况，中部5省现已有较为发达的机电、化工和能源工业，有一批行业在全国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产值比重在全国占20％以上的目前就已有煤炭采掘（23．9％）、黑色金属采选（22．0％）、有色金属采选（34．3％）、非金属采选（30．3％）、食品加工（24．4％）等。这些都是实现工业化反梯度推移的基础，有许多是西部地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所无法比拟的。

　　总之，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工业化的反梯度推移归纳起来有如下三大好处：一是挖掘“半边缘区”的区位优势并以其为载体向优势产业转化，实现产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快速追赶东部发达地区；二是以优势产业来聚集生产要素，既能构筑反极化效应的“抗力场”，又能形成借扩展效应的“拉力场”，于是中部地区便能东、西逢源，对东部地区既抗又拉，而对西部地区则可又吸又扩，真正发挥联系东、西的中介作用；三是通过学习、引进、借鉴，能够用比较短的时间和比较低的成本实现由传统技术向现代先进技术的跨越，变后发劣势为后发优势，充分运用知识经济的成果，建设现代经济的增长极，以带动整个中部地区的腾飞。（作者系湖南师大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