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六七年前的盛夏，《诗刊》的梅绍静来信说，给写几首短诗，《诗刊》想提倡一下。我很高兴。我喜欢写短诗。1960年，我发表的第一首诗，七言四句，民歌体，那不就是短诗吗？之后写自由体新诗，大都也不长。不长即短。如此给短诗定义未免浅薄，但究竟多少句以内为短，多少句以外为长，至今尚无定论，也不好定。在此就不多说，让理论家去完成吧。梅君约写短诗，正是我喜欢写的，心情自然好。再说我也喜欢读短诗。好的短诗，常常第一句话就把你抓住，引你走进新奇的世界。当你陶醉其中，却又戛然而止。或者，它的象征深远，读到最后，才别见洞天。提倡短诗，对于读者，可谓既经济（节省时间），又实惠（赏心悦目）。就从这一条，我应该好好写几首，况且梅君是第一次跟我约稿，我不能给人家一个坏印象。
也许是越想写好就越写不好，我寄出去的三组短诗都退回来了。夏天过后，秋风渐凉。我的地里颗粒无归。我与歉收的农民还有什么两样呢？写作的人，投出去的稿子不见刊用，就等于农民播下了种子没有收成。你不能怪土地，只能怪自己。以前，我总觉得短诗好写，这回觉得难了。然而又不能强写。“为写新词强说愁”，是自己折磨自己，不如等诗兴来了，也许会好些。过了些日子，果然心有所感，写了寄去，终于见用。这就是那首《童年》。因为很短，不妨录之如下：“牙牙学步时/来不及看两岸风景/只瞅着脚下/走不尽的石头和沟坎/蓦然回首/石头开出了花儿/沟坎爬满了藤萝。”这首小诗，虽说不上精致，但至少是一种心迹的真诚表达。看来，诗这东西，强拼硬凑是不行的。短诗虽短，也来不得半点敷衍。毛泽东写诗就很注重有没有诗兴。1941年，毛岸英要父亲写首诗给他，毛泽东说，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哪里写得出来呢？1949年，毛泽东在与苏联友人费德林谈诗时也说，过去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居然还有诗兴，写了几首歪诗，现在条件好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了。看来，在毛泽东眼里，诗兴是诗之源，没有诗兴最好别动笔。这个道理，对于任何诗体都是适用的，而短诗尤甚。
诗兴是什么？它对于短诗写作为什么如此重要。有一年春天，我站在阳台上看下雪。雪花纷纷扬扬，覆盖了屋顶、道路和每一个角落。中午，太阳出来了。雪融成春水慢慢流着。这时，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感觉出雪花的种种品格，实在是太伟大了。随着感觉的渐渐清晰，脑海中有些句子已经成型。我匆忙记下来，后来稍加润色，《雪花》一诗即成：“只有这一种花/不需要绿叶扶持/只有这一种花/不依附于枝条/只有这一种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生长/屋脊、小巷、田垄和人的身上/给一点温暖就感动得落泪/浇灌出桃花、杏花、李花/万花之先是梅/万花之母是雪。”《雪花》在《今晚报》发表后，被《大众电影》的文章引用，为香港影星宫雪花印证其人品。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从这首诗的产生过程看，诗兴无非是对生活的诗意解读所生发的创作冲动和形诸文字的渴望，而短诗正是实现这种渴望的最简便的形式。诗兴的最初载体即可称为短诗，或一句，两句，或五句，八句，兴之所至，记下来就行了。这是灵感的火花，稍纵即逝的。
如此看来，短诗，别看就那么几行，有时还真能难倒八尺汉子，有时却“得来全不费工夫”。难易之间的转换，有无诗兴确实至关重要，但诗人的天赋、学问、品德、技巧等也起着很大的作用。这里我不想赘述。我想说的是，较之于古体诗，短诗是新诗中的绝句、小词、小令。不能小看它。许多古代的诗人，人去诗在，这些诗大多是小篇什。李白的《静夜思》，白居易的《忆江南》，等等。国人谁不能背诵呢？诗短而命长。如同小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使许多以前的诗人，成为未来的诗人。即便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之所以还记得鲁藜，是因为他的《泥土》；记得田间，是因为他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记得臧克家，是因为他的《有的人》；记得卞之琳，是因为他的《断章》。一个诗人，如果能够给后世留下一首或几首短诗，就算是有成就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