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总拿“农民”说事

　　网友：马国川

　　日前，两广警方通力合作，在深圳一举将冒充美籍华人的巨骗郑炎铨抓获。至此，发生在广西梧州市的这起震惊全国的“25亿美元洋人投资高速公路”诈骗案终于告一段落。初步查明，有10多人上当受骗，受骗者包括相关政府部门。

　　这是一起拙劣的诈骗案，引起笔者注意的是，报道中提到诈骗主犯郑炎铨时，这样写道：“尽管从诈骗数额来看，金额不是太大，但让人难以理喻的是，为何一个小学没毕业的农民竟敢伪造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计划委员会及交通厅的文件？为何敢于和政府有关部门面对面打交道……”讲诈骗者的身份无可非议，但是笔者也要问，为什么要强调郑炎铨是“一个小学没毕业的农民”？其实，在很多类似的报道中，总是能够看到人们在拿“农民”说事，例如在报道原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时，提到他信任一位女“大师”，总要强调一句“该大师”是一个“吉林农村的妇女”。可以说，喜欢拿“农民”说事，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

　　喜欢拿“农民”说事，是因为一些人总认为农民“素质低”。自从素质这个词流行以来，“素质低”似乎就是形容农民的专用词。素质到底是什么东西？难道读过书、见过世面就一定素质高吗？那些嫖娼的大学教授、进行高智能犯罪的白领、贪赃枉法的腐败官员，难道比农民的素质高吗？农民在文化知识上确实要欠缺一些，但是他们的道德素质绝不比任何人差。相反，在道德素质日渐下降的今天，倒是那些淳朴的农民，还保存着传统美德。如前不久发生的农民工为了让同乡魂归故里，不惜“千里扛尸还乡”的故事，就闪现着的人性光芒。

　　喜欢拿“农民”说事，是因为一些人总认为农民是愚昧的。因为地域偏僻，信息闭塞，农民接触外面的机会少，但这绝不能说明农民们就一定是愚昧的。许多城市中的人坐着轿车奔向农村，出入民间“大师”门前，大商场、大超市里的观音财神像也畅销不已，办公司、开企业，甚至搬家都要请“大师”选择黄道吉日，这不都是愚昧的表现吗？只不过愚昧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凭什么就认定农民就一定是愚昧的呢？

　　喜欢拿“农民”说事，是因为一些人总认为农民不讲卫生。农民们的衣物可能比一般人脏一些，那只是因为他们工作所致，并不能以此说明他们是天生的“不讲卫生”。试想，一个衣冠楚楚的“白领”在建筑工地当半天小工，他肯定也会灰头灰脸，变成彻底的“黑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假如有经济条件，农民也会走进高级浴池，洗去尘土和疲惫，也会西服革履，衣冠鲜亮的走在城市街头。

　　一句话，一些人之所以总喜欢拿“农民”说事，是因为他们心中充满了对农民的偏见。他们把“农民”做为一个衡量一切的最低标准，仿佛只要不是“农民”，就是高尚的、文明的、高素质的。在一个追求平等的社会里，这不就是一种歧视吗？当人们一方面大讲“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又总拿“农民”说事时，这只能说明他们的“人文关怀”是廉价的、虚伪的。